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络运行和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络运行和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办法
为加强安全生产系统网络信息安全保密管理，保障网络正常运行和信息安全，提高办公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1.本办法所称网络包括各单位使用的内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政务外网和各单位应用的互联网。其中，内网是指各单位内部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局域网；总局政务外网是指全国安全生产系统信息化综合应用的专用广域网络，与互联网逻辑隔离。
2.总局政务外网建设和管理遵循总局统筹规划、统一建设和各省级单位分级管理的原则。
二、组织管理与职责
3.总局保密委员会是全国安全生产系统网络信息安全保密管理的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审查安全生产系统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工作。
4.总局办公厅是全国安全生产系统信息安全保密工作的日常管理部门，负责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以及对失泄密事件的查处。
5.总局规划科技司负责总局政务外网和总局机关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项目的规划、立项和建设管理工作。
6.总局通信信息中心是全国安全生产系统信息网络运行与维护的管理部门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技术支撑部门，负责按照国家有关涉密、非涉密信息系统技术标准规范，提出总局政务外网和总局机关网络建设的技术需求，负责建设项目的技术管理和建成系统的运维管理。
7.总局通信信息中心配备符合信息系统运行管理需要的网络管理员，承担总局政务外网和总局机关网络IP地址分配、系统资源配置、安全防护管理，以及各应用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是网络及系统各项安全保密技术防范措施正常运行的直接责任人。
8.总局政务外网的建设和使用遵循“谁建设，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应明确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和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部门，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本单位网络运行与维护管理工作，配备符合信息系统运行管理需要的网络管理人员作为本地网络及系统各项安全保密技术防范措施正常运行的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单位接入总局政务外网以及本单位局域网的日常管理和应用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网络用户是自用计算机信息处理、发布和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9.各省级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机构（以下统称各省局）信息安全保密工作部门、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及联系人名单应报总局办公厅备案。
三、网络安全管理
10.各单位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必须按照国家非涉密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和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的要求，进行定级、建设和管理，并根据防护等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11.涉密内网的计算机必须按照国家保密部门的规定加装安全技术防护设备，统一配备专用移动存储介质。
12.接入内网的计算机必须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联接；凡访问总局政务外网的，必须安装客户端管理软件；未经审批，禁止在涉密网络上使用笔记本电脑。
13.各省局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行政管理范围内接入总局政务外网的管理。需要接入总局政务外网的，应经省局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并报总局办公厅备案后，方可由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未经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将任何设备接入总局政务外网。
14.总局政务外网的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管理应当遵循统一的建设方案和安全策略，未经总局办公厅批准，各单位不得改变总局政务外网的网络安全系统结构和部署方式。各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对各类安全设备进行安全规则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必须符合统一的安全策略要求，并报总局通信信息中心审核后方可实施。总局通信信息中心负责对总局政务外网各级节点安全系统的部署、安全规则的配置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报总局办公厅，同时通报相关单位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进行整改。
15.凡在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使用过的计算机转到内网使用前，必须将硬盘彻底格式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凡在内网使用过的计算机转到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使用前，必须更换硬盘，并将原硬盘按规定上缴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保管或销毁。
16.严禁将内网与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直接相连。严禁在内网与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间交叉使用移动存储设备。
17.涉密计算机不得使用蓝牙、红外和无线网卡、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具有无线互联功能的设备。
18.重要涉密岗位的办公场所中所使用的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计算机不得安装麦克风、摄像头等音频、视频采集设备。
四、信息安全与保密管理
19.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安全生产系统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单位敏感信息，不得侵犯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0.内网与总局政务外网(或互联网)进行数据交换，必须采用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方式进行，禁止擅自使用U盘、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进行数据交换。严禁在非涉密的内网、总局政务外网和互联网上传输、处理涉密信息。
21.各单位网络管理员应不定期修改操作密码，定期升级服务器防病毒软件并查杀病毒，定期下载和安装操作系统补丁，实时或定期备份服务器上的各种重要数据。
22.网络用户应安装客户端杀毒软件和系统补丁程序，定期对计算机进行查杀病毒。一旦发现网络病毒，应立即通知本单位网络管理员，共同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病毒扩散。定期做好个人重要数据的备份，定期修改个人密码，确保信息安全。
23.涉密计算机与移动存储介质的使用必须执行审批制度，实行统一配发管理。报废涉密存储设备(包括固定或移动硬盘、U盘、磁带机等)，须由本单位保密管理部门统一造册登记后交具备销毁资质的单位处理，严禁擅自处理。
24.各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对应用系统建设方案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审查，提出纳入已有信息安全基础设施保护的具体方案，需要新增信息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和对已有设施进行改造的，由应用系统建设单位报本级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部门申请立项。接入总局政务外网和总局机关内网的应用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审查工作，由总局办公厅负责组织实施。
25.新建和接入网络的应用系统必须在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方可投入运行。
五、运行管理
26.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网络设备用途，干扰网络运行。原则上不允许网络用户安装、下载与工作无关的软件。
27.采取数字证书（CA）、代理服务器、IP与计算机网卡地址绑定技术等措施，规范网络用户内网、总局政务外网和互联网的使用，并作为责任追溯的依据，禁止私自安装使用带有路由功能的小型交换机。
28.各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应建立网络管理员值班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保障总局政务外网各种设备、应用系统以及运行基础环境的正常运转，做到24小时不停机。设备、系统一旦发生故障，要在第一时间报告本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和上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在故障处理过程中，本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负责现场处理，上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负责远程技术支持。
29.各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配备的网络管理员应相对固定，人员发生变动时应提前向本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和上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报备，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30.各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应根据机关网络应用的需求，及时排除网络故障，并不定期开展网络巡查工作，配合本单位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检查工作。
31.各单位应加强对各自网络运行状态的监控，及时排除故障。如发现大规模病毒爆发引起的网络堵塞，必须立即隔离可能影响安全的设备及网络，并报告本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部门和上级网络运行维护管理部门，待排除安全隐患后再联入网络；如遇总局政务外网线路故障，应立即与当地电子政务外网接入或建设负责单位联系进行维修，同时报告总局通信信息中心协助解决问题。
六、固定资产管理
32.各类网络建设项目、设备采购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所规定的流程，所有合同应在验收后提交固定资产清单，没有合同的由采购人提交固定资产清单，整体项目应由项目管理部门在整体项目验收后提交全部固定资产清单。
33.固定资产管理由各级财务部门负责，资产的登记、划拨、保管、维修、报废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所规定的流程执行。
34.设备日常管理由资产所在单位负责，没有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的设备，一律不得接入总局政务外网和总局机关内网。
七、附则
35.凡违反本办法规定且造成危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6.本办法适用于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机关各司局、应急指挥中心，总局所属单位，接入总局政务外网的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驻地煤矿安监机构以及所有接入政务外网的单位和个人。
37.本办法由总局办公厅负责解释。
38.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浅谈诉的选择性合并
——从一起农村损害赔偿案件展开
当一个侵权事实可能符合数个法律规范，从而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产生数个法律关系，继而有数个不同的请求权，面对这些竞合的请求权，被侵权人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只能择一行使；但当单个侵权人的赔偿（履行）能力有限时，被侵权人可否进行选择性合并，即同时向所有的侵权人行使请求权？本文试从一起农村劳务损害赔偿案件出发，以民事诉讼合目的性转向为视角，谈谈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将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还给原告，通过诉的选择性合并来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的构想。
一、请求权竞合时面临选择的困境
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就急需要得到弥补。法院和法官既要防止出现当事人诉求无法实现的现象，又要让当事人消弭矛盾，放下包袱，从纠纷的麻烦和负担中解脱，面向未来、重修旧好，构建和谐的行政、经济和社会关系。
案例 ：2010年7月，农民林某因自家林业生产需要，就与单某达成了一份口头协议，约定由单某负责请人砍伐杉木，砍下来的杉木每立方300元，按立方数由林某支付工资。在砍伐过程中，单某邀请了兰某等人一起上山做事，双方约定共同砍伐、利润均分。当月3日，单某、兰某等人乘坐朱某的出租车进山做事，说好了每人支付费用20元。在上山过程中，朱某的出租车与迎面而来的阳某的货车发生碰撞而不慎翻入山沟，导致兰某死亡。后来，交警认定，朱某与阳某在此次事故中应负同等责任。兰某家人在悲痛之余，将单某、林某、朱某、阳某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兰某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30.5万元。
面对兰某家属的起诉，立案庭在审查后，认为本案中至少有三个法律关系：林某是杉木砍伐作业的发包方与受益人，与单某达成了口头协议，与单某等人构成了劳务承揽法律关系；单某邀请兰某等人一起做工，单某与兰某构成了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兰某是在乘坐朱某的出租车时死亡的，朱某与兰某构成了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交通事故是因朱某与阳某的驾驶不当引起的，双方负同等责任，阳某又与兰某构成了侵权法律关系。本来，兰某家属只能依据上述法律关系择一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兰某家属因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意识，在他们朴素的小农意识里，多一个被告承担，自己的损害将更能得到补偿，又因经济条件差请不起律师，就同时向这几个被告提出了请求赔偿。
对立案与否，立案庭法官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但根据最高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 认为，因为上述法律关系不同，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以不同的诉因分别或同时提起诉讼。因此，上述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原告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在法院判决之后，不论其是否获得赔偿，都不能再对其他的义务人提起赔偿请求。
在立案庭法官进行了法律释明之后，兰某家属选择了他们认为的雇主单某进行了起诉，要求单某作为雇主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而保留向发包方林某、出租车司机朱某和货车司机阳某索赔的权利。
案件移交给民事庭进行了审理，通过到实地进行了调查、发现：发包方林某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不足只好将自家的杉木砍伐承包出去，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在兰某出事后，主动赔偿了1万元。单某出面签订了杉木砍伐口头协议，然后与兰某一起去做事，整个砍伐过程都是由兰某指挥、施工。单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雇主，从中并没有多受益。单某和兰某多次合作从事砍伐作业，相处关系较好。而朱某与阳某均是当地的农民，所驾驶的出租车与货车都是“黑车”，即没有参加年检、没有投保，每年的收入也仅仅能够维持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单某与兰某是合伙关系，兰某是在从事合伙事务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的，因此，单某作为合伙人应当对兰某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故判决由单某承担35%的补偿责任。兰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兰某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发包方林某、出租车司机朱某和货车司机阳某承担赔偿的权利，故漏列了当事人，于是裁定发回重审。对于雇员受到第三方伤害的赔偿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虽然《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受害人如何行使请求权，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通常的做法是，受害人可以选择雇主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因为雇主的责任和第三人侵权行为在法律关系和性质上的不同，受害人享有两个的权利不同，雇主和第三人的过错归责原则也不相同，因此受害人应当分别请求，而不能同时请求。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法官的做法并没有错，但兰某死亡后，其家属在经济、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在经济上还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情绪更加激动，本来自己起诉的是三个被告，是一审法院立案法官要求自己只能告一个被告的，于是对法院的抗拒心理更加严重。一方面没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兰某家属也必将与几位被告之间产生持续不断的纠纷。
依法立案和审理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当事人的不满意，遭到了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那么在重审阶段，能够允许兰某同时起诉林某、单某、朱某和阳某吗？如果同时起诉且受理的话，又如何来划分他们之间的法律责任？兰某家属受到的损害，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最好的弥补呢？
二、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中间有一堵墙
请求权竞合，却不得不进行选择，法官在当事人的迫切诉求与法律规定的矛盾之间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或生活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 尤其是当前一些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又因为经济原因聘请不了专业律师，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农民都成为法律专家。请求权竞合，农民却不懂得怎么选择，更由于单一的选择可能会无法获得全部赔偿而不愿意选择。
在农村劳务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常可以遇到像上述案例这样的情况，即被侵权人受到了伤害，侵权人之间可能分别存在着雇主责任（替代责任）与直接侵权责任，也可能存在着补偿责任与间接侵权责任 ，这些法律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同，依法不能叠加而只能取其一；这些行为也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或共同危险行为，因而不能承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侵权人既不能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又不能承担连带责任，那如何来划分赔偿责任？虽说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生活和生产需要也需要聘请或选任工人，但却不同于正规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其经济基础薄弱，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低，一旦出了事故，不但生活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要承担难以承受的赔偿责任。另外，农民也不具备鉴别所聘请或选任的人是否具备相关从业资质的能力，对工人的聘请或选任上存在随意性，且雇请的多数是熟人、邻居或亲友，更谈不上为所雇用的人购买工伤保险等。在山区，由于山高路远，特别是一些偏辟的地方，交通管理工作也没办法完全到位，一些农民自购了车辆从事客运或货运，这些车多数是已经报废或即将报废的二手车，没法进行年检、投保，所获得的收入却仅仅够维持生活。
如果被侵权人只能向某单一侵权人单独提起赔偿损失诉讼，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赔偿；也不能因为赔偿而造成某个被告倾家荡产，而且这些农民都是世代相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更不能因此而结下冤仇。受害人总是希望法院能对案件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诉讼请求，然而，法律不可能为所有案件提供明确的答案，而常常提供多种可能性。况且，有些案件的裁判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害和农民承受能力的薄弱之间的矛盾，严格依法判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超越法律突破法律的框架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的平衡，通常让法官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学理上，我国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是原告在实体法上享有多少个请求权，有几个请求权，就有几个诉讼标的，而不考虑请求权竞合的情况。这样的话，每个案件中只能有一个诉讼标的，因此对不同的请求权不能合并审理。其缺陷主要是：“增加当事人讼累，增加法院的案件，减损民事诉讼之功能，使得一个案件可能有几个判决并存。” 而新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认为，应当把诉的声明和案件事实作为识别标准，如果诉的事实理由和诉的声明只有一个，不管在实体法上享有多少个请求权，诉讼标的也只有一个。就给付之诉而言，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和实体法上不同的请求权，主张同一给付目的，应属于同一诉讼标的。 这样，如果在一个案件中，不论请求权的多少，只要是同一个给付目的，就可以围绕不同的请求权合并审理。
在立法中，《合同法》第122条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做出了规定，当事人只能择一行使。这一模式被学者称为“选择消灭”模式，即不论当事人选择哪种救济方式，另外一条救济的途径将大门紧掩。 尽管相关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对类似请求权竞合时可以类推使用，但实际操作和学术界都普遍认同了这一规定。然而，《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却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首先，根据这一规定，受损害方只能在基于违约的请求权和基于侵权的请求权之中择其一行使，不能同时主张，也不能先后主张，更不能分别主张。这是建立在原告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知识、所主张的对象履行能力非常强大的基础上，原告只要通过一次选择和一次诉讼之后，其请求权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当然就无须再主张其他的请求权。
其次，《合同法》毕竟只是一部部门法，对发生范围及其广泛的请求权竞合难以进行恰当的规范和处理。 从实体法上强行作出择一性选择固然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方法却是以牺牲当事人权利保护为代价的，同时也与诉讼中的诸多审判的基本原则相悖。
再次，这一规定也违反了“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的法官知法原则。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并不受制于当事人的法律观点，当事人尤其是农民不可能是法律专家，提起诉讼的都是生活事实，而非经过法律评价的要件事实，法官必须就这些生活事实审查所有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识别可以适用的法律构成要件，最后得出对应的法律效果。
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中间好比有一堵墙，它决定着哪扇门开与否，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法律的目的是调停，经常是减弱冲突，即使有加重冲突的话也很少。大多数制定法都代表了妥协，而且多数法律冲突都是在法庭外和解的，法官在他们的判决时努力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压力。” 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法官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之间寻找一种妥协。
三、以选择性合并作为请求权竞合的解决方法
民事诉讼各项具体制度的构造与运作，都要在民事诉讼目的的统领下展开。请求权竞合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现代民事诉讼中充满了各种诉讼价值观的冲突，在各种冲突的价值观念中找到平衡点，兼顾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 由过去的单纯维护社会秩序向追求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两种价值进行转向，既反映了我国在观念上从义务型社会向权利型社会的转变，反映了从一味强调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漠视公民个人利益到逐步承认与尊重公民个人利益的转变，反映了从重实体轻程序向不仅重视当事人实体利益，同时也重视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立法与司法观念的转变。
在民事诉讼目的转向的大前提下，“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成了民事审判最高的追求目标。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恢复秩序，解决纷争。然而，立法总是滞后，更让法官在当事人的诉求和法律规定的冲突之间左右为难，在冲突中寻找一种恰当的方式，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民事纠纷，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做到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又满足当事人的诉求，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道永恒的课题。尽管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但民事审判的决断却永远充满了矛盾性。 这是因为，立法具有妥协性、语言表达具有局限性、社会发展具有动态性，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一些法律规范晦暗不明、模棱两可、词不达意或者留下许多空白。 而现实生活与法律规定或立法的初衷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民事审判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在裁判中，既要保持稳健又要发挥能动性，既要维护稳定性又要坚持与时俱进，这种矛盾将伴随着司法的进程。出于法律存在漏洞或法律的原则性、滞后性，法官又必须对案件做出裁判，因此，不得不启动利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