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重审一审可能再判有罪

龙城飞将


　　许霆的罪与非罪充满了争议。我一直坚持许霆无罪，写了一系列文章（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但法院实际的判决可能在我们大家的观点之外。本人《许霆案罪与非罪判决的经济学基础》、《关于贺卫方教授的一些观点》与《许霆案件：简单的事件复杂化了》从“自由心证”、法学教育、银行尴尬、国家赔偿、相同案例、法官本人、面子问题、业绩任务等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赘叙。
这几篇文章当时均没有明确指出法院可能如何判决，但细细读的话能看出其中的隐喻。本文综合近期案件审理过程的走势，以我上述文章的内容为基础，再考虑如下因素，许霆案件的趋势可能是仍会判处有期徒刑。
　　因素一：省高院院长吕伯涛实际认为许霆是有罪的 ：吕院长说：“法律的制定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只能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来预防，很难预见没有发生的事情，这就给司法提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本来，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已经规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疑罪从无”等内容，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信守法治原则，法院、法官还会有何难处”（许霆辩护律师吴义春语），但“给司法提出各种各样的难题”就给人们一个信号，省高院实际认为许霆是有罪的。
　　因素二：省检察长张学军认为许霆有罪 ：许霆“是多次连续作案……发展到违法犯罪了……比如门锁坏了，难道小偷就可以随便进来偷东西？”“一审判无期无不妥”。
　　因素三：广州市中院院长认为 ：“任何法学家都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的……任何法律都有滞后性，司法实践中往往‘先有案件，后有法律’，很多立法实践都是在一个个新案例的基础上得以完善的。”她的意思很明白，广州中院要在许霆案件上产生判例，然后推动立法。此时的判例，只能是许霆有罪的判例了。
　　因素四：公诉人的指控 ：许霆“窜至……广州市商业银行ATM提款机”，“许霆利用出错的取款机作为犯罪工具”。郭国松先生对此评述说：“检察机关有罪推定，公诉人逻辑混乱”，“案件尚未判决，……检察机关却满脑子有罪推定，经常在法庭上违反刑法乃至宪法恶意贬损被告人的人格，这是中国检察机关非常普遍的现象”。“许霆昨日在法庭上的表现，公诉人称他没有彻底的悔罪表现” 。
　　因素五：法官充任“第二公诉人” ：审判长说：被告许霆“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如何反应？郭国松先生评述说：“3名法官轮番向被告人发问，诱导其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则违背了司法权的中立性原则，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第二公诉人’角色。法官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赃款’这个定义，对许霆的行为进行定性，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庭审期间，多次有人递纸条给法官”，这些纸条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有人在审判庭成员之外在指挥他们，值得深思。
　　因素六：律师“跑题”，激愤有余，理性不足 。两名律师却始终处在被动防守状态，完全被检察官所压制，再加上“第二公诉人”的力量，两名律师失去了进攻的动力和方向。首先失当的是第一个律师杨，向取款机发起了攻击。另一位律师吴虽然面临司法行政当局的巨大压力（事前警告过他们，不能作无罪辩护），但还是旗帜鲜明地为许霆做了无罪辩护，实属难能可贵。只是观点没有太多新意，过于简单，远未抓住本案的要害问题。结果，仅一个回合下来，辩方已然军无斗志，无心恋战，失去了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遗憾至极！
　　因素七：被告人语无伦次，在法庭上倍感弱势 。许霆，检察官和法官每一次喊他名字时，他都大声说：“到！”这也是中国法庭上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生怕对检察官和法官有什么不敬，将自己科以重刑。许霆就不止一次地称“法官大人”，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脑子里如何会产生“法官大人”这个称呼呢？但是，他为自己进行辩护乃至辩解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几近于语无伦次，甚至胡说，不知所云。面对国家机器，被告人在法庭上不知如何说话，不敢说话，又是中国法庭上习以为常的现象。
　　因素八：“挺许派”的倒戈：“不少以往坚定‘挺许派’的‘成员’认为许霆在法庭上‘不老实’，纷纷调转枪口指责许霆” 。
　　因素九：舆论疲劳、热点转移。媒体也是一种“经济人”，媒体生活的基本支柱就是不断地发现热点，烘托热点。许霆已经热了一段，现在又有“艳照门”等其它热点，相信“许霆热”会逐渐降温的。
因素十：进入重审程序的“许霆案”将由广州中院逐级呈报至最高法院进行请示 。依据刑法63条逐级上报，当然是一定要定罪了，最高院驳回的可能性极小，以此定罪的可能性极大。
　　下面来讨论罪名与量刑问题。
　　正常情况下，这两者关系是：先定罪名，再决定刑罚。然许霆案件的特殊性，顺序可能是，先决定了有罪，再决定量刑的轻重，最后再找罪名。首先需要找到一个量刑的平衡点，量刑幅度可能会大大地低于上次的判决，使各方都能接受，不要再引起社会强大的反响，其次为这个量刑的幅度找罪名。
因此，罪名可能仍然是盗窃罪。或是普通盗窃罪，或仍是盗窃金融机构罪。可能适合于普通盗窃罪的刑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而沿用原罪名：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可能性极大，然后依刑法第63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有专家估计，在“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的处罚” 。
　　但是，许霆案件已经到了如此公开的地步，判决出来后判决书应当经得住法律和法理的检验，即判决书需要说理。但“倒许派”在论战中总是回避几个地方，若判决许霆有罪，判决书也得回避：
　　其一、从自己帐户内“秘密窃取”，如何定性？
　　其二、公诉人反驳辩护人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同义反复、循环论证（参见拙文《许霆案的律师辩护不存在方向性错误》、《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件辩护方与公诉方的焦点分析》、《关于匿名新浪网友对重审许霆时法庭上公诉方与辩护律师观点的批评的意见》、《许霆案件只有一个焦点》、《许霆案件的关键是什么？》、《未砸开取款机，一定是犯盗窃罪吗？--关于匿名新浪网友“无风”对我评论的答复》、《我也想给许霆定罪——由庞德的“不据法司法”想到的》、《关于刑法第63条是否适用于许霆案件对匿名新浪网友的回答》）。
　　其三、银行对顾客“当面点清，过后不负责任”，顾客对银行却不但是要负责，而且是要失去终身自由？
　　本文结束时，借用郭国松先生一句话：“我长叹一声，这就是中国的司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

写于2008-2-28
电邮：zjysino@163.com zjysino@sina.com.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摘要:在我国,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通常情况下逮捕即意味着刑事羁押,它是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手段,逮捕后除非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和符合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外,对被逮捕人的羁押一般会持续到法院的刑事判决生效为止。这种“一押到底”的情况既违背了刑事羁押制度的自身目的,同时也不利于对被羁押对象的人权保护。本文从我国现今的刑事羁押实践出发,力求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从细微处入手,解决现今刑事羁押所面临的问题,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顺应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潮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逮捕、羁押、人权保障、制度构建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作为我国司法机关刑事工作领域中的新理念,在近来的司法实践工作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至九十七条,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能否充分履行直接影响到我国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在法律的规定比较原则,没有对具体的审查形式、审查间隔时间等操作问题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在今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创新,构建我国切实可行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设置意义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国家注重对公民人身权利保护,也强化了检察院对羁押活动的监督,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法律意义

　　1、进一步贯彻宪法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此次修改后刑诉法第二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我国根本大法宪法精神的直接贯彻。刑事诉讼中的逮捕羁押工作,既关系到对犯罪的追究成效,也直接关系到公民人权的保障。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过程中多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的制度,以英国为例其逮捕不过是以强制方式使嫌疑人到案的一种措施,一般只会带来较短时间的人身监禁,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还要经过法官的进一步审查后方能决定。而我国实行“捕押合一”模式,羁押是逮捕后的必然结果,且很少变更,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便显得尤为必要,其不但可以防止司法实践中逮捕的滥用,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有效降低羁押率,从而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2、分化瓦解共同犯罪

　　在司法机关查处共同犯罪活动中,共同犯罪嫌疑人的相互包庇行为是司法机关面临的重大难题,而恰当的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可使其中不必要继续羁押的从犯、胁从犯获得释放或变更为较轻的刑事强制措施,为其检举揭发他人罪、积极交代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提供原动力。

　　3、体现“宽严相济”政策对羁押工作的指导

　　“宽严相济”是我国长久以来坚持的刑事政策,其要求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时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践证明该政策对打击犯罪、教化犯罪人有着良好功效。此次新刑诉法确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仍然要进行不定期审查,并根据审查发现的新情况、新证据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判断,对没有羁押必要性的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该制度体现了区别对待不同被羁押人,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贯彻。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实意义

　　1、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减少交叉感染

　　对于确实已经认罪悔罪,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人身危险性较小而无羁押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可以促使其真心悔悟。此外对经过审查无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还可以减少看守所复杂环境的交叉感染,教育、挽救罪行较轻犯罪嫌疑人。

　　2、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劳动力资源浪费

　　随着犯罪率不断上升,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相关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负担;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羁押和罪犯在监狱执行刑罚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像罪犯在监狱一样从事强制劳动,因此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的大量羁押,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劳动力,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经过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适时解除羁押,可以降低审前羁押率,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于此同时使更多劳动力回归社会,增加社会劳动力资源。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运行所面临的问题

　　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一项新的司法审查制度,尚处于起步学习阶段,对于如何具体运行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一)执法办案人员面临转变传统执法的惯性思维

　　由于1997年刑诉法中未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导致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中存在就案办案,忽视对在押人员人身权利的保护,构罪即捕、一捕到底成为一些办案人员的主导思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执行中,部分办案人可能认为批捕环节已经进行了一次必要性审查,逮捕之后羁押阶段再进行一次审查,存在工作的重复性,这种制度执行的消极情绪,可能导致少数办案人员为了方便办案,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必要性不大,或者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仍会予以羁押。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面临如何融入目前执法办案工作机制。

　　在当前的执法办案工作机制下,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对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逮捕决定后,即将案卷移送给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在捕后继续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很少会主动将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与侦查监督部门进行沟通,而侦监部门也鲜有主动对批捕案件进行捕后跟踪。新刑诉法增加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虽然进一步扩展了侦查监督的工作范围,但具体执行程序、职责分配等问题尚没有明确规定。新制度无法很好融入现有办案机制问题,必将制约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开展。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监督是今后工作面临的难题

　　新刑诉法通过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规定的修改,使羁押必要性审查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犯罪嫌疑人释放后的管理问题,但是羁押必要性审查毕竟还是建立在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审查基础上,通过外在客观证据材料对行为人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其并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配合,因此,如果羁押必要性审查权遭到滥用,必将导致严重后果。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赋予办案人员的审查权,在合理运用的情况下可以起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作用,但是此权利的滥用,将导致大量人身危险性高的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给社会治安增添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监督办案人员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权,是确保该制度发挥其应有功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