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第三次修正)

广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号）

　　广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1月4日通过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决定》，业经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6年1月1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2月10日

　　（1991年8月23日广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会议通过1992年3月13日广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5年6月29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会议通过、1995年9月19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6年8月29日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6年9月2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1月4日广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6年1月1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防止城市环境污染，减少噪声、火灾和人身伤亡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

　　本市花都区、番禺区、萝岗区以及从化市、增城市以下区域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

　　（一）花都区雅瑶镇以及三东路以南，106国道以西，107国道以东，新街河以北的范围内；

　　（二）番禺区市桥河以北、东环路至西环路（市桥二桥至市桥三桥）的范围内；

　　（三）萝岗区建区时原属于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管辖的范围内；（四）从化市街口城区的范围内；

　　（五）增城市中心城区各居民委员会管理的范围内，城丰村、夏街村、西山村斋路自然村、罗岗石角新村，广汕公路雁塔大桥西至三联路口、荔城大道的范围内。

　　本市市辖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范围的设定或变更，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县级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范围的变更，由县级市人民政府报本市人民政府提请本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烟花是用火药制成的，燃放时能形成色彩、图案，产生音响等，以视觉效果为主的产品；爆竹是用火药制成的，以点燃、摩擦、撞击、投掷等方式引爆，产生爆音、闪光等，以听觉效果为主的产品。

　　第四条　本市公安局是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县级市公安局负责本规定在辖区内的实施。

　　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环境保护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公安机关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监督、检查本规定的实施。

　　本市市辖区和县级市禁放烟花、爆竹范围内的各单位，应把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纳入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

　　第六条　在重大的节日、庆祝、庆典活动中需要燃放烟花的，由主办单位向本市或县级市公安局申报，经审查后，报本市或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并发出通告，在指定的时间、地点燃放。

　　第七条　在本市市辖区和县级市禁放烟花、爆竹的范围内，不准销售烟花、爆竹。

　　本市或县级市向外地批发烟花、爆竹的主营单位，须向本市或县级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专营许可证，并向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方准经营。

　　第八条　运入本市或县级市的烟花、爆竹，必须持有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并经本市或县级市公安局许可。

　　第九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乘坐车、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在托运的行李和邮寄的包裹中夹带烟花、爆竹。

　　第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分别作以下处罚：

　　（一）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批准人，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燃放烟花、爆竹的个人，视情节轻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将烟花、爆竹运入本市或县级市的，除没收烟花、爆竹外，并对货主或承运者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的单位和个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烟花、爆竹，并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的，由民航、铁路、航运、交通、邮政等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销售、燃放、运输和携带烟花、爆竹，造成火灾事故、人员伤亡的，对责任人或行为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教唆他人或提供条件给他人违反本规定的，按照其所教唆的行为或提供条件所实施的行为依照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销售、燃放和运输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任何人均可以劝阻；劝阻无效的，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对举报人应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执法人员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违者，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市过去有关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的实施细则，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第十九条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