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上对于债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合同、侵权、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等四种，在这四种债的发生原因中，合同与侵权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占绝对性的比例。从这一意义上讲，侵权责任法自然属于我国债法领域内的基本大法之一，其与合同法共同构成我国债权基本法的主体，并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主体，为我国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奠定了基础。与合同法制定时以当时已有的三大合同法为基础及《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作为参考蓝本相似，我国侵权责任法也是以现有散见在民法通则及各个单行法、条例或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为基础，参考各国最新的立法例而制定，由此既体现了对我国已有法律规范的传承，保证了法律制度的延续与相对稳定，又体现了对最新立法成果的吸收。本文结合侵权责任法基本保留的产品责任现有规定及待探讨之问题进行探析。

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规定，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为生产者与销售者，这一设置与产品质量法相同，两法对此规定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将产品责任主体设定为生产者和销售者，符合各国的立法通例，也符合我国司法实践，但侵权责任法延续产品质量法的做法所产生的问题是，其没有对产品质量法实施以来我国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予以明确，这至少包括对于“生产者”，产品责任的主体是否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商；对于“销售者”，产品责任的主体是否包括中间供应商。生产者包括最终产品的生产商没有争议，但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的“生产者”是否包括原材料及零部件生产商，产品责任理论界及司法实践均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将原材料及零部件生产商纳入生产者范畴是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通例，根据《欧盟产品责任指令》第三条，生产者包括：（1）制造人，含成品制造者、原材料生产者和零部件制造者；（2）准制造人，在产品上标明自己是该产品生产者的人；（3）进口商，指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以销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销为目的将产品输入共同体市场的人；（4）供应者，在不能确定生产者的情况下，产品的供应者视为生产者。

为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一些国家将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生产商纳入“生产者”的范围，允许受害人起诉零部件生产商。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终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成型产品的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有着最终的控制能力，因此生产者应当局限于最终生产者而不包括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的生产商，正如有学者所述：“产品的最终生产者是产品的‘生产者’：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原则上以该产品的最终生产者为生产者。而提供配件、原料的厂家一般不属于该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之所以确定最终生产者为产品责任上的‘生产者’，是因为它对于产品的质量有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控制力。”司法实践中，存在受理受害人起诉零部件生产商的案例，著名的当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包头空难产品责任案，该案受害人家属同时起诉了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和失事飞机发送机生产商通用电气公司，即同时起诉了最终生产商与零部件生产商。这表明司法实践对于“生产者”包括零部件生产商的认可。

对于我国产品责任中的“生产者”是否应当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商，笔者的观点是从更好保护受害人利益出发，无需对此进行硬性排除，可由受害人进行选择。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产品往往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零部件之间的结合方式也将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即使确定缺陷由某个零部件产生，但如果选择零部件生产商作为被告，则还涉及缺陷产生是归咎于零部件生产商还是最终产品生产商生产过程中等问题，对于受害人而言无疑增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仍会倾向于选择最终产品生产商。因此，确认“生产者”包括零部件生产商并不会对现有产品责任司法实践带来太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论述对此予以肯定，认为我国产品责任诉讼中的生产者应指广义的生产者，包括零部件制造者和成品制造者。

对于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是否包括中间销售者（如中间批发商），还是局限于最终销售者（直接向消费者等最终用户销售产品的主体），我国产品责任理论及实务界的认识比较统一，认为应当包括中间销售者。实践中大量存在法院受理受害人将中间销售者作为被告的案件，如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受害人诉马自达公司产品责任案，该案中受害人同时起诉了产品的生产者、总经销商和零售商。这同样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论述的支持。

因产品缺陷而导致损害的事件中所涉及的其他主体还包括运输者、仓储者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基本延续了民法通则的思路：运输者、仓储者并非直接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而是在生产者、销售者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后，对其进行追偿。

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关系

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对外承担产品责任，侵权责任法基本采纳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然而，这种“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却没有明确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责任关系。在产品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究竟是连带责任关系，选择关系，还是其他某种责任关系？换言之，受害人是否可以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该种起诉，法院是否受理？如果受理，法院应如何确定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审判实践中法院对于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几乎均会受理；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或者直接判决“被告……”即不区分生产者与销售者各自的责任，不对两者之间的责任予以描述，或者直接确定其为连带责任。对此，理论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属于连带责任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受害人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应择一行使请求权；部分学者尽管未对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予以界定，但明确否定其为连带责任，认为作为民事责任最严厉的一种责任，连带责任必须要有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依据。除此之外，不能为当事人设定连带责任，因此，受害人应择一行使请求权。

笔者认为，将产品责任中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不真正连带关系较为妥当。基于此，受害人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为选择关系。需说明的是，这一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法院审理产品责任案件的做法，在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为自己的索赔提供保障，原告往往倾向于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法院应进行释明，而不再像以前一样，笼统的进行审理和判决。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下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并没有变化。尽管立法过程中对产品责任应适用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过错推定等）存在争论，但最终仍确定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并不影响产品责任的成立，这体现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只要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受害人遭受损害及涉案产品缺陷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产品责任即可成立。正如有学者所述，无过错责任能够兼顾救济权利、补偿损失与惩罚侵权的功能，体现补偿功能、预防损害的功能以及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这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产品责任立法的总体趋势，也是中国产品责任多年实践证明正确并且能够顺利实施的制度，侵权责任法自然没有必要改变。

当然，对于销售者而言，也存在过错责任。事实上，在产品责任中，包括两个层次的责任，其一为生产者、销售者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通常所谓的“中间责任”；另一种为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了“中间责任”后对责任方的追偿，即“最终责任”。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是指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对外就受害人承担责任而言属于“中间责任”。在对外承担责任后进行内部追偿就是进行通常所谓“最终责任”的追究时，对于销售者则适用过错原则。基于这一点，亦有学者将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称为二元归责原则制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穗府 [2008] 28号

印发广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财政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广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强化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财经责任，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的财经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对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财经责任进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是指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府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派出机构、临时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行政副职领导）。对独立行使行政和财务管理职能，单独编报预算的市属行政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的财经责任问责，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问责，是指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不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财经工作重大失误或恶劣影响的，由市政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追究该部门行政首长责任的行为。

　　第五条 问责应当坚持公正公平、权贵统一、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隐瞒本部门该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来源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不按要求上报部门预算编制的相关资料的；

　　（三）部门预算编制的资料不合法或提供虚假材料、数据，以骗取财政资金的；

　　（四）违反财政零余额账户管理规定，未经市财政局批准擅自将单位零余额账户的财政资金划入单位基本账户或其他资金账户的；

　　（五）专项支出项目的结余资金，未经市财政局同意擅自动用或不按规定上缴财政的；

　　（六）滞留、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的；

　　（七）因虚列预算或无正当理由拖延，没有按进度完成年度预算的；

　　（八）办理决算时隐瞒收入、虚列支出，提供虚假决算信息的。

　　第七条 在财政收入征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未经法定程序擅自设立、改变财政收入项目或改变财政收入的征收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的；

　　（二）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停征、缓征、减征、免征财政收入的；

　　（三）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印制财政收入票据或违反规定使用财政收入票据的；

　　（四）隐瞒、截留、挪用、坐支、转移、私分财政收入的；

　　（五）不按时、不足额上缴财政收入的；

　　（六）违法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征收、代收财政收入的；

　　（七）不按法律、法规、规章和综合治税的规定配合征收机关，造成财政收入严重流失的。

　　第八条 在财政支出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未经依法批准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或改变支出项目、提高开支标准的；

　　（二）不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申请和使用财政资金的；

　　（三）财政投资项目不按规定办理招投标、投资评审、财务决算或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超出投资预算的；

　　（四）违反统发工资补贴规定向干部职工发放现金或等价物的；

　　（五）虚报或瞒报绩效评价资料，绩效评价报告弄虚作假或绩效评价结果与绩效目标严重背离的。

　　第九条 在政府采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不依法实行政府采购的；

　　（二）属于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不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办理的；

　　（三）属于公开招标或废标的项目，未经市财政局批准擅自改变采购方式的；

　　（四）在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方式采购中，不按规定程序开展采购活动，指定或变相指定供应商，非法干预、影响评审或改变、推翻评审结果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期限内确认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的结果并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六）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

　　第十条 在会计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未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任用的会计人员无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

　　（三）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私设会计账簿，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不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编报财务会计报告的；

　　（四）自行或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伪造、变造或违规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

　　（五）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会计违法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低工资待遇、处分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的。

　　第十一条 在财务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内部财务制度不健全或不按规定办理财务事项，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流失的；

　　（二）违法提供担保或贷款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骗取政府承贷或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赠款的；

　　（四）未经市财政局批准擅自设立银行账户的；

　　（五）私存私放财政资金和其他公款的。

　　第十二条 在行政事业单位固有资产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按规定程序和方式配置、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的；

　　（二）截留、挪用或不按规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的；

　　（三）不按规定组织本部门固有资产的清查、登记、统计汇总、日常监督检查以及资产管理和使用情况的评价考核工作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应当问责。

　　第十四条 除本办法第六至第十三条外，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财经工作重大失误或恶劣影响行为的，应当问责。

　　第十五条 问责采取下列方式：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追究责任方式；

　　（二）诚勉谈话；

　　（三）责令书面检查；

　　（四）扣发年终奖或其他奖金；

　　（五）通报批评；

　　（六）责令公开道歉；

　　（七）调整工作岗位；

　　（八）国家、省和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追究责任方式。以上问责方式可单独适用或合并适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干部管理权限办理。

　　第十六条 财政、审计、监察机关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中，查实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存在本办法第六至第十四条所列行为并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已作出检查处理决定的，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审计局、监察局研究确定后，向市长提交检查报告并对被查部门的行政首长提出问责处理意见：

　　（一）一次查出的违法违规金额合计超过500万元的；

　　（二）两次以上（含两次）查出同类违法违规行为的金额累计超过500万元的；

　　（三）违法违规金额合计、累计低于500万，但性质特别恶劣的；

　　（四）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检查处理决定的。

　　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对上款的问责处理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其中一方认为有必要的，可直接书面向市长提出对被查部门行政首长的问责处理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市长、副市长可根据下列途径获得的信息，指定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所负的财经责任进行调查核实：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市政府提出并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对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的举报、控告和申诉；

　　（二）上级领导和机关作出要求问贵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司法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新闻媒体反映的违法事实和问责建议；

　　（六）相关部门在工作检查或评议考核中，发现检查或考核对象有应予问贵的情形；

　　（七）其他途径获取的问责信息。

　　第十八条 调查组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核实相关情况和证据，向市长、副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并提出问责或不予问责的处理意见。案情复杂的，报经市长、副市长同意后，提交调查报告的期限可适当延长。

　　第十九条 调查组应当向被调查的行政首长送达调查通知书。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和有关人员应当配合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在接到调查通知书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对有关问题向调查组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被调查的行政首长阻挠、拒绝或干预调查组工作，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的，视为问贵的情形成立，调查组可向市长、副市长提出问责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经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和证据后，调查组应当将认定的事实、拟提出的处理意见和依据，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首长。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对此有异议的，可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向调查组提出，调查组应予核实并将异议及核实结果列入调查报告。

　　第二十一条 市长、副市长接到监督检查机关的检查报告或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后，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的，将检查报告、调查报告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作出问责或不予问贵的决定；认为事实和证据不清楚、定性不准确的，责成监督检查机关或调查组重新调查上报。

　　被检查、调查的行政首长可在审议检查报告、调查报告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陈述和申辩。

　　市政府常务会议作出问责或不予问责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市政府办公厅以市政府名义向被检查、调查的行政首长送达问责决定书或不予问责决定书，并抄送有关部门。

　　第二十二条 被问贵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接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自内，书面向市政府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据。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逾期不向市政府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据的，问责决定书自期满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接到被问责行政首长的申诉和相关证据后，应当另行组成复核小组，并书面告知问责决定书所抄送的有关部门。

　　复核小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复核相关案情和证据，提交复核报告，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作出问责复核决定。案情复杂的，报经市长同意后，提交复核报告的期限可适当延长。

　　市政府常务会议作出问责复核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市政府办公厅以市政府名义向被问责的行政首长送达问责复核决定书，并抄送有关部门。

　　问责复核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问责复核决定改变问责决定的，以问责复核决定为准。

　　市政府可以在本市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已生效的问责决定或间责复核决定。

　　第二十四条 调查和复核实行回避制度。与被调查、问责的行政首长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调查组或复核小组成员。

　　第二十五条 不主持工作的政府部门行政副职领导对问责情形负有责任的，可以在向行政首长问责时，视其责任轻重一并问责。

　　被问责的行政副职领导可以单独或与被问责的行政首长一起，按本办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向市政府提出申诉和进行复核。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和行政副职领导追究责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除向市政府提出申诉外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和行政副职领导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其他途径申诉。

　　第二十七条 市财政局会同市审计局、监察局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市辖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行政首长的财经责任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