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税收征收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税务登记
第三章 纳税申报
第四章 税款征收
第五章 税务代理
第六章 税务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收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由国家税务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统称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
第三条 法律、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法律、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第四条 大连市税务机关主管全市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税务机关应依靠社会力量，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条 税务机关应将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新闻媒介或文件等形式向社会告知，并为纳税人阅知提供条件。告知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得以不知道为理由，要求免除其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当由经税务机关确认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办理税务事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行为。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章 税务登记
第八条 下列纳税人应自领取营业执照或由有关部门核发的有关证件及签定承包、租赁合同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一）企业，企业跨县（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
（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三）在承包、租赁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实行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者；
（四）除临时取得应税收入或者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车船税以外的其他纳税人。
第九条 纳税人申报办理税务登记时，除按《实施细则》的规定提供有关证件、资料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提供以下证件、资料：
（一）全国统一的法人代码证书；
（二）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三）承包、租赁合同；
（四）应税项目报告表。
第十条 纳税人必须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税务机关可以公告形式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第十一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为纳税人办理开业登记、变更登记，或者依法吊销纳税人营业执照后，应及时告知同级税务机关；在办理纳税人注销登记手续前，应当要求纳税人提供税务机关的注销税务登记证明。

第三章 纳税申报
第十二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论当期是否发生纳税义务或者扣缴义务，除经税务机关批准外，均应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财务、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纳税资料。
第十三条 实行定期定额方式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在定期内其应纳税额超过或者低于核定税额百分之三十的，应于期满后十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已核定的税额。税务机关应在十日内予以核定。
第十四条 按照规定不需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凡经营应纳税商品、货物的，必须在经营前，向税务机关申请查验，并于发生纳税义务的当日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十五条 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在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十日内办理。

第四章 税款征收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报审征收、查帐征收、查定征收、核定征收、查验征收、定期定额征收、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委托代征以及其他方式征收税款。
对扣缴义务人和代征单位，税务机关应按规定付给代扣、代收和代征手续费。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委托单位或者个人代征税款，应当发给委托代征证书。委托代征证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单位及受托单位名称或者受托人姓名；
（二）代征税款的范围及对象；
（三）代征的税种、税目、税率和计税依据；
（四）委托代征的要求；
（五）委托代征的期限；
（六）委托代征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十八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代征单位未按规定期限足额缴纳或解缴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除责令其限期缴纳外，还应从核定的纳税期限届满、以及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延期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第十九条 纳税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减税、免税，税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后尽快予以批复。
纳税人应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减免税金，并在使用前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第二十条 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扣缴、收缴税款的，由扣缴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的税款。但扣缴义务人将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行为，在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报告税务机关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在与税务机关商定的银行开设税款专项帐户，通过该帐户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超过三十日或者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十五日，未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限期缴纳。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对不按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第二十四条 对无固定的经营地址（场所）、跨县（市）经营、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三次以上未按规定的纳税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令其按市税务机关的规定提供纳税担保人或者预交纳税保证金，上述纳税人，逾期未进行申报纳
税的，由其担保人负责缴纳税款或者以保证金抵缴税款。税务机关收取纳税保证金应当开具收据。
对未取得营业执照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除对其依法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外，还应当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在车站、码头、机场托运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未持有有关单据、纳税凭证和有关纳税资料的，税务机关可在承运单位与托运人办理解除运输合同或与收货人办理交付手续后，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并责令其限期提供
有关单据、纳税凭证和有关纳税资料。逾期未提供的，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税务代理
第二十六条 税务代理是指税务代理机构在规定的代理范围内，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并指定代理人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税务代理机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经市以上税务机关审查同意，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从事营业活动。
税务代理机构，必须聘请一定数量具有税务代理资格的人员办理税务代理业务。
第二十八条 税务代理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二）办理发票领购手续；
（三）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扣缴税款报告；
（四）办理退税、补税和延期缴税手续；
（五）制作涉税文书；
（六）进行纳税自查；
（七）建帐建制、办理帐务；
（八）开展税务咨询、培训，受聘税务顾问；
（九）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进行税务行政诉讼；
（十）国家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九条 税务代理机构受理税务代理业务，应与被代理人签定委托代理协议书。税务代理机构应当将委托代理协议书于签定之日起十日内，报被代理人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第三十条 税务代理机构和税务代理人对被代理人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应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被代理人的主管税务机关。

第六章 税务检查
第三十一条 税务机关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税务检查，依法查处税收违法案件。
第三十二条 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检查，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协助，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十三条 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发现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营业执照和签定的合同、协议等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告知有关部门责令其纠正，并按照实际情况依法征收税款。
第三十四条 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发现纳税人有转移、隐匿其应纳税货物或税款，逃避纳税的，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以扣押、查封其应纳税货物或者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相当于应纳税款金额的存款。
第三十五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县以上税务机关可以在车站、码头、机场等货物集散地设置税务检查站（所），或者会同有关部门设置联合检查站（所），执行税收检查及税款征收任务。检查站（所）的地点由税务机关与车站、码头、机场共同商定。
第三十六条 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件，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税务机关在检查结束时，应作出检查结论，书面通知被检查人。
第三十七条 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支持税务机关开展依法治税，维护税收秩序，保障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
（二）未按规定提供有关纳税资料的；
（三）未按规定使用减免税金的。
第三十九条 税务代理机构及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外，税务机关应对税务代理机构和代理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纳税人骗取减免税金的，一经发现应追回已减免的税款，并对骗取的减免税款按偷税处理。
第四十一条 实行定期定额方式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在定期内其应纳税额超过核定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不按期申报调整定额的，对其超过核定税额部分的应纳税额按偷税处理。
第四十二条 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索贿受贿、徇私舞弊、不征或者少征税款；不得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税务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要依法查处。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税务机关因行政行为不当使纳税人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定由税务机关征收的除税收以外的其他收入的征收管理，依照本条例执行。
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的征收管理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单项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9月25日
略谈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

林智明


[内容提要] 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 键 词] 民商检察监督 审判独立 法典化 申诉难 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监督立法法典化的先河，对司法监督的规范化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法院民商审判工作的检察监督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但可能是局限于检察主体的视角将重点界限在传统“民事”事项忽略“商事”审判的蓬勃发展及社会对商事审判公正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诸多立法空白及停滞，或因检察理论一直处在司法改革边缘化的“被主流学者们遗忘的角落”，[1]具有法典编纂意义的统一立法始终没有展开，即便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大大地拖拉了司法监督规范化的“后腿”。本文拟提出“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 ”命题，并从法院司法监督的角度谈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律基础——从民商检察监督的法源推演法典化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
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作为跨领域法，其涉及的不单纯是检察监督权的职权范围与运作问题，仅靠检察监督经验的总结及单边的努力，法典化则有失全面性成为缺乏科学性的理论乌托邦，将其画定为对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致使其成为法院展开民商再审诉讼的配角，法典化则因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主体性的掩埋及自主发育的桎梏而不过是当今民诉法粗描淡写、廖廖无几的立法境况下的迷人的幻想。民商检察监督法律是以审判独立与民商检察监督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这意味着其涉及的不是普通性的民商社会关系，而是以法院及检察院两大司法机关职权行使及其协调的权力性质问题，因为无论是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还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均属于国家权力范畴，此两种司法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及协调问题显然也归类为权力治理层面的问题。“宪法恰是驯服公权力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宪政才获得了强大的号召力。质言之，宪法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3]因此，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关系是宪政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诚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肯塔基州会议》中所言：“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4] 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就其效力位阶应该是宪法类型的法律。当今仅由《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简单规定赋权条款，主要由《民诉法》作草草规定，以司法解释做具体补充的立法体系显然与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宪法位阶的地位及层次极不相称，这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对民商审判监督的乏力、疲软甚至走过场。因此，民商检察监督的各式法律渊源应从《民诉法》中审判监督启动程序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以获取独立的主体性地位，并脱掉普通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平民外衣”推动宪法性质规范化文件意义的升级编纂及法典化。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及逻辑的体系性，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分析政府权力两面性：“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5]法院审判独立与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同样也具有权力构造与权力制约这“一个铜板的两面”的内容，法院在维护审判独立的同时也得为司法监督开辟顺畅的渠道，检察院对民商审判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也须根据尊重审判独立的尺度保持相应的谦抑，而其中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为二者的平衡互动也需要形构某种稳态的制度化标准以消弭权力的角逐与倾扎。故而，因循自身的逻辑性及体系性，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为避免分散立法必然带来的法律空白、法律冲突推动统一立法运动将是其脱离民诉法轨道自主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行政诉讼从混同民事诉讼到《行政诉讼法》单独成文的发展轨迹一样，鉴于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性质的差异，行政检察监督与民商检察监督也因在规制对象、基本理念及制度选择等方面的不同而逐步分离，且《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对检察监督权力来源的分离规定模式已为行政检察监督独立于民商检察监督打下了制度基础，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应明了此种趋势而往专业性及纯粹性大步深入发展，推动民商领域的专门立法。我国《宪法》基本体系及结构已定且要保持长久的稳定性，因此期望修改宪法将民商检察监督制度补充其中实在不太现实，因此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独立于《宪法》之外谋取单行宪法性文件的法典化形式将是唯一可取且可行的选择。但我国《宪法》重在权力分配，在权力治理上忽略了权力冲突及协调的体制性安排，故应出台相应修正案对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原则性规定，以明确制订民商检察监督单行宪法的宪政基础。

三、社会需求——从处理涉诉信访的“申诉难”现象把脉法典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迈进，我国法院迎来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巨大的历史洪峰：最高人民法院从1993年至1997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0000件次，2001年则处理152557件次，2003年处理120000余件次，2004年处理147665件次，2005年处理147449件次；全国各级法院1996年接待公民来信来访520万余件次，1998年接待935万余件次，1999年接待1069万余件次，2000年接待939万余件次，2003年处理397万余件次，2004年办理422万余件次，2005年办理3995244件次。[6]然而由于法律机制的不健全，“特别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对申请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等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影响和制约了审判监督职能的发挥。一些申诉得不到及时处理，有的被长期搁置，形成了‘申诉难’的局面”。[7]“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8]大量经济社会矛盾因“申诉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作相应的调整及完善。这主要体现在1995《信访条例》的废止以及2005年新《信访条例》的施行，以及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安部、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新的信访工作办法或规定的颁布，还有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央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问题，并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届人大每次会议期间，均有不少代表提出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议案。其中针对当事人‘申诉难’、‘执行难’，要求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议案57件，占总数的2/3。因此，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将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其中”，[9]并最终于2007年通过修正案。可见，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已促成行政法律完成法典化的形式演进，然而民诉法2007年修正案仅在抗诉事由、“上级抗”原则及进入再审期限等三个狭窄范围所作的轻微反应则显属“小巫见大巫”，其内容极不完备存在诸多法律空白根本不能满足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有法可依”的需求，其形式分散、法律互为抵触也不能满足当事人选择申诉处理机制及预测最终结果的需要，其主要作为非正式法律的司法解释地位也不能满足重振法律监督权威的需要造成实践中检察监督软弱无力、效果式微，功能发挥不全，不能充分实现作为替涉诉信访及“申诉难”分担解优的“社会安全阀”之功效。比如，佛山市中级法院的调研就表明：“从佛山中院2005年统计的情况看，由当事人申诉再审的案件有640件，占申诉总数的94.8%；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32件，占4.7%；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本院自行再审的案件3件，只占0.44 %。”[10]“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11] 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且就性质而言，公民信访权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及检举权的上位概括，属于一种宪法权利，法院、检察院等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群众信访是宪法课以的义务，因此强化检察监督以化解“申诉难”问题就属于宪政建设命题中的宪法问题。“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2]超越司法解释及普通法律的位阶上升到宪法层面推动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形式的法典化，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新时期树立法律监督权威、分泄涉诉信访洪峰、走出化解“申诉难”困境的必然的客观要求。此部法典之社会意义在于，以内容完备、体系健全的单行宪法性文件作为当事人寻求检察公权力救济民商合法权利的行为指南，有利于社会民众消弭“法上有权”的人治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包清天”情结，在法律充足的框架内理智地思考信访及申诉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审慎地选择检察监督的救济途径，减少缠诉缠访、闹访、京控等危害社会稳定的现象，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强化民商检察监督的实际功能与作用，杜绝各种现象违法审判，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终实现。

四、历史启示——从中国监督法制建设的得失成败评点法典化
希梅尔法伯称赞阿克顿勋爵给政治和宗教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13]这从人性论的角度夯实了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适应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自秦汉以来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监督法制的建设，尤其被认为具备现代检察功能的监察制度在古代中国非常发达，对当今法律监督法制建设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及深刻的启示：一是法典化是监督制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封建社会负责纠察百官、追究官吏犯罪的御史具有多项职能，拥有侦查、逮捕、审判等广泛的权力，具体如驱磨点检、微行暗察、风闻奏事、越级弹奏、大事奏裁、小事立决、特事先斩后奏等，随着其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及发展、职权运作日益成熟规范，从发端时期开始就产生了具有法典性质的专门规范——秦朝的《语书》。之后各朝代均承袭秦制保持专门法典的形式，如西汉惠帝时规定了监察纠举包括断狱审案不直、官吏贪污受贿及严苛不法等现象的“九条规则”，唐代监察官吏善恶行为的“六察法”，元朝的《宪台格例》、《察司体察条例》、《察司合察事理》等、明朝的《纠劾官邪规定》、《巡抚六察》、《巡按六察》等，清朝的《巡方事宜十款》、《台规》及《都察院规则》等。由是观之，随着现代民商关系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较低的门槛洞开了各类民商纠纷蜂涌至法院的大门，民商检察监督关系及相关制度也会因循内在规律迅猛发展进而形成一个颇具规模、条理明晰的制度体系，专门的法典化立法也就瓜落蒂熟；二是法典化是法律监督权力构造及权力制约两大主题语话的立法统一。权力构造是基础，是法典化内容的正面，否定法律监督权力构造的社会需求则法典化无从谈起。我国从1957年至1978年的长达二十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影响下砸烂公检法，废除法律监督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五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我国什么时候重视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以至取消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受到损害以至破坏；反之亦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因素严重存在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就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反法制原则的现象，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失去了法制的保障。”[14]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权即抗诉权除权力来源、抗诉事由等几个方面取得法律形式外，诸如行使的范围、程序设计等或存在构造不足或仅停留在检察系统单方制定的司法解释的层次，远远未能满足促进民商检察监督权合法运作的“有法可依”的需要。权力制约是法典化内容的背面，也是宪政的核心，“‘如何规制公权力’，是一个众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宪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限度远远超过其他的事项，以至于几乎人人都接受了宪法是限权之法，宪政即限政的论调。”[15] 对法律监督权制约的缺失或不足，法制建设及民主政治同样会受到损害。例如，宋朝设立御史台及谏院掌管检察大权，但台谏官吏由皇帝亲自任命，允许风闻弹奏，不受任何限制，成为皇帝牵制宰相等政府官员的一种力量，以及权臣专权和排斥异己的工具。这也恰正是我国检察监督权缺乏制约机制现实的真实写照，“三大诉讼法皆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再审抗诉权，……，由于法律在赋予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并未就再审抗诉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加以规范，以至于在检察院看来，它们不仅拥有对法院所有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而且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调阅案卷、出席庭审、参与质证、发表辩论意见等各项活动，致使法、检两家冲突愈演愈烈”，[16] 其直接后果就是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严重干预及危害；三是法典化是民商检察监督独立性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审检合署制”，在审判机关内附设检察机构，检察监督不具备应有的独立性，要形成体系独立的专门法典在当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直到今天，检察监督还定位为三大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机制，长期在诉讼法的制度体系内充当再审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也一直与行政检察监督“拉郎配”，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建立。只有将争脱民诉法体制的束缚的“独立自主运动”进行到底，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典化才能在自在的空间里看到那一缕黎明的曙光。

结语
法典化正是奏响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和繁荣的时代法治主旋律的那串最响亮、最动听的音符。“天刚刚破晓，明天还会远么？”或者远古秦王朝《语书》那些光辉而灿烂的篇章可告诉我们那是在重现法治国的时代语境中可以拷贝的法制辉煌而不仅仅是法史学家们梦呓般的追思，或者《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既在及新《信访条例》的施行已让我们在惊喜的欢呼声中确信“事实真的就是那样”，又或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已令我们感受到理论与历史逻辑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并能聆听到司法监督规范化列队行进的驼铃声，但或许仅有“回归宪政基础”的睿智尚不足够，民商检察监督摆脱民诉法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宪政空间更会遭遇残酷的思想挣扎，我们还是宁愿选择相信法典化——一部气度恢宏的《法律监督法》或至少作为其阶段性成果的《民商检察监督法》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可期盼的辉煌，而不忍看到2007年民诉法的修订及其小修小补的分散立法模式将梦想就此冰封。如此而已。要是庆幸能有智者最终辨清这并非是虚假的幻象，天，或许，才刚刚开始破晓。

注释:
[1] 张智辉、谢鹏程：《现代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关于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学术动态的对话》，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2期。
[2] 常怡：《民事检察监督三个原则性的想法》，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5期。
[3]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4]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5]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4页。
[6] 这些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载最高人民法院网，www.court.gov.cn/work。
[7]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23期。
[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9]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23期。
[10] 柳菁：《关于申诉难问题的调研报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article。
[1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5页。
[12] [日]杉原泰雄著：《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 [英]阿克顿著：《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14] 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5] 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16] 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其完善建议》，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田平安、李浩等：《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5期。
[2] 邓思清：《论审判监督的理论基础》，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3] 沈德咏：《关于深化审判监督改革的若干意见》，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4] 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