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禁毒条例

(2011年3月30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省的禁毒工作；市、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各级禁毒委员会应当制定禁毒工作的具体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开展禁毒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估。
　　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司法行政、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工作。
　　第七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应当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增强公民禁毒意识。
　　主流媒体应当每年安排一定版面或者时段免费刊登、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其他媒体也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禁毒宣传。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九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禁种、禁制、禁贩、禁吸毒品的教育宣传，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禁毒教育，落实禁毒责任制，做好禁毒工作。
　　第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危害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进行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家庭成员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家庭其他成员应当进行教育和制止，并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二条　吸毒人员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吸毒人员登记档案，对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向社会公开招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禁毒经费时应当向社区倾斜，并安排一定专项经费，保障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开展。
　　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涉毒人员的动态管理，参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日常管理；社区医疗机构负责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负责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矫治、救助、援助等工作。
　　第十四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分布情况，建立戒毒治疗、心理干预、帮扶救助、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监护人、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民警、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等组成。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应当根据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康复）方案，与戒毒（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康复）协议，落实社区戒毒（康复）措施。
　　社区戒毒（康复）协议的格式和主要内容由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规定。
　　第十五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
　　（一）吸毒被公安机关初次查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具备家庭监护条件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三）不满16周岁的；
　　（四）60周岁以上的；
　　（五）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
　　（六）其他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的。
　　第十六条　社区戒毒人员戒毒期满，由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执行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具备医疗、生活、教育、劳动等功能，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设立专门区域收治病残戒毒人员，对患有严重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实行隔离治疗。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戒毒人员自伤、自残、自杀或者实施其他危害行为。
　　除患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宜强制隔离戒毒的传染病或者严重疾病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以患有其他传染病或者疾病、经费不足等理由拒绝收治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
　　第十八条　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初次查获吸毒成瘾严重的。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开管理。
　　第十九条　对依法可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需要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公安机关批准，原决定公安机关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　期满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开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并在3日内书面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原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并将社区康复决定书转交执行地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
　　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康复；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康复。
　　第二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第二十二条　社区康复人员康复期满的，或者社区康复期满1年经评估康复情况良好的，由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执行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并通知提出意见的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及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戒毒工作的需要，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有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依法设置戒毒康复场所；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具备康复治疗、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生产劳动等基本功能，建立健全戒毒（康复）管理制度。
　　戒毒人员自愿申请，可以到戒毒康复场所执行社区戒毒（康复）。戒毒人员解除社区戒毒（康复）后可以自愿申请到戒毒康复场所生活、劳动。
　　第二十四条　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被决定予以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其刑罚、强制性教育措施执行完毕后，或者被判处管制、缓刑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戒毒措施。
　　第二十五条　戒毒人员及家庭成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参与、教唆、介绍、引诱、欺骗他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
　　第二十七条　娱乐场所及餐饮、住宿、洗浴、会所等服务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员工的禁毒教育，落实禁毒防范措施，防止在经营场所发生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房屋出租人发现承租人有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毒品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依法在物流集散地、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口岸等地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托运人、提货人身份证明登记制度。货物托运、提取的单据及验视、登记的记录应当留存90日备查，发现货物中夹带毒品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禁止非法种植、买卖毒品原植物。
　　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林业、农业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禁种毒品原植物的宣传教育和踏查工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强制铲除，并依法查处。
　　第三十条　禁止在食品、饮料中掺入罂粟壳、罂粟籽、罂粟苗等毒品原植物。
　　第三十一条　禁止对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做广告宣传。
　　第三十二条　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　销售戒毒药品的，应当在有资质的戒毒所、医院和药店销售，并报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检举人、揭发人予以保护。
　　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人员和在查处毒品违法犯罪、禁毒宣传教育、戒毒帮教、禁毒科研和创建无毒县（乡、镇、单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娱乐、服务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营者、管理者未落实禁毒防范措施、管理不力，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经营场所予以处罚：
　　（一）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5人以下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6人以上10人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超过10人的，或者1年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被查获2次以上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经营场所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毒品原植物，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广告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
　　第四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 包庇、纵容毒品违法犯罪人员的；
　　（二） 向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通风报信的；
　　（三） 对戒毒人员体罚、虐待、侮辱的；
　　（四） 挪用、截留、克扣禁毒经费的；
　　（五） 擅自处分查获的毒品和扣押、查封、冻结的涉及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财物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弄虚作假、隐瞒毒情的；
　　（八）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没有及时报告、铲除的；
　　（九）违反规定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手续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2002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摘要】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法人、公民，依照法律规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本文从民事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入手，对世界各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进行总结分析，在选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并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立法缺失以及存在不足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就系统构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客观诉讼，制度构建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时，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特别增设的一项新制度，规定在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中。在我国，公益诉讼不是一个法定用语，而仅仅是一个学术用语，是从民事诉讼所保护的权利、利益性质角度予以考量、与私益诉讼相对的一个概念。应该说，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法律，是立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但是，新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定得十分原则、限制颇多，充其量也只是为该项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已，其诉讼模式还未真正地构建起来，其具体的实施规则尚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而且民事公益诉讼实施的效果如何，亦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本文拟从民事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入手，对世界各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进行总结分析，在确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并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就系统构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问题作一深入探讨。

1 民事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何谓民事公益诉讼，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内部及相互间均未达成一致共识，从各派观点来看，对于“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一诉讼的基本内涵和实质问题一般都不持有异议，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公益诉讼的诉讼原告以及救济客体问题上。
在诉讼原告问题上，有一般说与限制说两种观点。一般说主张，诉讼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者其他法人、公民（以下简称“个人”）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起诉，并不要求原告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予以特定化。限制说认为，民事公益的诉讼主体应严格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基于防止被他人利用或者滥用公益诉讼的顾虑，禁止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时在法律直接规定由某特定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特定情形下，亦排除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的介入，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款既是对特定机关的赋权条款，也是对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的限定条款，换言之，提起海洋生态资源损失索赔之公益诉讼时，其原告主体只能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任何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均不具备诉讼原告的资格。
在救济客体问题上，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提起公益诉讼救济对象是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但不排除特定的他人利益；狭义说认为，提起公益诉讼救济对象只能限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学界多数赞成“救济对象狭义说”，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因而与起诉人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由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天然的联系，一般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是要损害个人利益的，笔者以为，对于梁慧星教授论点中所谓“没有直接损害”一语的理解，宜作狭义解释，只是指没有积极损害。
综上，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旨在描述与维护民事主体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对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并非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个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其诉讼的实质内涵并没有改变，因此，对于上述观点之争，本人以为，在诉讼原告问题上宜采一般说，但基于行政权力易发生不作为或者滥用情形之考量，对国家机关应兼采限制说的合理成份对其予以赋权限定，这样既可实现公益诉讼之立法目的，又可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程序相衔接，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行政诉讼手段来促使法定的机关积极作为，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创造空间；而在救济客体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采广义说，但强调个人作为原告启动公益诉讼时，诉的利益（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特定的私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包括直接利害关系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以期消除立法者对于个人易为他人利用之顾虑。据此，笔者将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界定为：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法人、公民，依照法律规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如何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结合目前我国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1 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民事公益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的根本区别就体现在诉的利益由“原告（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私人权益”向“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过渡。在传统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通常被理解为涉及到原告的私人权益，是原告本人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确认自己权利的存在，或者制止他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责令他人消除不良影响、恢复自己私法上的利益，是为自己“私利”而诉。而民事公益诉讼不同，诉的利益只能理解为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排斥对于原告个人“私利”的保障，在我国已开展的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受理和审理个人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案件时，在关注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原告个人“私利”的保护。过去被认为是“好事之徒”提起的公益案件，如一毛钱如厕费案、要求铁路部门开具发票案等，在当前也逐步为人们所正面评价。

1.2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本案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在传统民事诉讼中，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与本案与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提起诉讼，即只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人才能成为程序法中的原告。就民事公益诉讼而言，如果继续沿袭传统民事诉讼关于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一味强调利害关系的直接性，则必然会使大多数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排斥在司法保护之外。这是因为，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大多数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人。在公益诉讼写入我国民事诉讼法之前，基于现实需求，一些法院一般都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扩张解释受理并审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如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诉县工商局国有资产买卖合同无效案、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案等。由于民事公益诉讼之目的在于维护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因此，我国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虽然对起诉的实质条件的相关条款（第119条）未作修改，但在“当事人”章节部分又新增加了第55条，解决了公益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以突破公益诉讼开展之“瓶颈”。这一做法，实质上是就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公益诉讼问题上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一种修正，体现出一个“特别法”或者“特别条款”的作用，换言之，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以“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为必要条件。
如前述，基于一定的理由，对于个人作为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本概念加以“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的限制。关于“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的含义，是指应当与起诉事项有一定的关联，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即民事法律上的牵连或者因果关系。

1.3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多元性、地位特殊且其处分权受到一定限制

正是因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以“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为必要条件，这就使得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较之于传统民事诉讼要广泛得多、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进一步说，只要行为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者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个人就有权起诉违法者。在此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尽管新民事诉讼法目前采限制说将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但从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建立民事公益诉讼独特价值的角度看，在日后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终必将扩大其他法人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是致害人，可能也不是遭受违法行为侵害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法院对被告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裁决后，该裁决只对被告人及其利益的被代表人即国家和社会公众等发生效力，除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原告本身外，对其他原告一般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相比较于传统的民事诉讼而言，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般不受法院裁判拘束，不承受法院裁判的后果，在诉讼中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
此外，由于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后，不能等同行使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对其诉讼权利享有的完全自主权，因为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包括自由撤诉、自行和解、申请执行或者不申请执行等，将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这又为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制并将直接导致处分行为无效。因此，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的处分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需要我国日后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1.4 民事公益诉讼将客观诉讼类型纳入民事诉讼的范畴

由于传统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保护原告个人“私利”，因此，围绕这一诉讼功能的诉讼结构的设计，决定了传统民事诉讼只能是主观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写入法律前，在我国民事诉讼范畴内一般不存在客观诉讼的类型。
与传统民事诉讼有所不同，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更侧重于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原告资格也不仅仅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判决结果亦不仅仅具有相对性而具有绝对效力；并且在诉讼过程中，为保障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法院的职权主义意识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这些特点体现的更多的是客观诉讼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民事诉讼法增设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我国民事诉讼的类型就由“主观诉讼”向“主观诉讼客观诉讼兼顾”发展，且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趋势将愈加明显并处于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之中。

2 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分析及我国模式的确定

确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是探求构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所谓民事公益诉讼模式，是指民事公益诉讼的指导原则、运行特点及其外在形态的总称。公益诉讼在西方各国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两大法系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抽取诉讼模式进行归纳与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究和确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捷径。
2.1 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分析
围绕着两大法系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经验和特点，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我国学界对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研究形成了三对六大类的理论体系。

2.1.1 一元启动模式和多元启动模式

以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为标准，可分为一元启动模式和多元启动模式。所谓一元启动模式，也叫国家诉讼，是指只有国家才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国家进行诉讼时，一般由检察机关等特定国家机关代表。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前苏联等均规定了一元启动模式。所谓多元启动模式，是指法律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可以分别单独提起公益诉讼，即除国家公诉以外，其他一些主体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其中，有些国家实行两元制，如俄罗斯，规定只有国家公诉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有些国家实行三元制，即除国家公诉机关、社会组织之外，个人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有些国家实行四元制，如美国，即国家公诉机关、社会组织(团体)、个人和其他相关者（如纳税人）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2.1.2 个人直接起诉模式与前置审查起诉模式

以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是否经有关机关先行审查为标准，可分为个人直接起诉模式和前置审查起诉模式。所谓个人直接诉讼模式，同一般民事诉讼无异，是指由个人以原告身份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无须任何机关的先行审查批准。所谓前置审查起诉模式，是指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前，应事先告知并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制止违法行为或者要求该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当该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一般为60日)拒绝或者怠于提起诉讼时，个人方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较之于个人直接诉讼模式，前置审查起诉模式有利于行政机关利用职权纠正违法行为，也可对个人滥用公益诉讼予以控制。一般地，大陆法系国家多采取个人直接起诉模式，而英美法系国家多采取前置审查起诉模式。

2.1.3 事后追惩式诉讼模式和事前预防式诉讼模式

以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是否已经发生为标准，可分为事后追惩式诉讼模式和事前预防式诉讼模式。所谓事后追惩式诉讼模式，顾名思义，是指只有当违法行为客观上已经发生时，原告才能启动诉讼，其目的在于实行事后制裁，使违法行为人停止侵害以恢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并赔偿损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多采取此种模式。所谓事前预防式诉讼模式，是指在事后追惩式诉讼基础上，同时对于预期将来可能发生的、且尚未有结果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提起诉讼，如美国的公益诉讼即属于这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