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２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２日公布施行

　　【章名】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职权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四章 主任和主任会议

　　第五章 秘书长

　　第六章 办公厅

　　第七章 工作委员会

　　第八章 派出机构

　　第九章 联系、视察和调查

　　第十章 附 则

　　【章名】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设，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章名】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职权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遵守
和执行。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领导或者主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决定
和分配代表名额，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资格是
否有效，并公布代表名单。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本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
的代表和撤换个别代表。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负责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持省人民代表
大会的预备会议。

　　常务委员会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一个月以前，将开会日期
和建议大会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临时召集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第二款的规定。

　　第八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的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
布地方性法规，批准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下列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可以
作出决议或决定：

　　（一）本省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
、民政、民族、宗教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二）省人民政府建议的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的部分
变更；

　　（三）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工作报告；

　　（四）常务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提出的质询案；

　　（六）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事项；

　　（七）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八）授予省的荣誉称号；

　　（九）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建议讨论决定的
其他事项；

　　（十）其他事项。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
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进行监督：

　　（一）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执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地方性法
规的情况；

　　（三）重大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

　　（四）省人民政府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的安排和使用；

　　（五）各级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六）对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八）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其他关系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

　　（九）地方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

　　（十）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撤销省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以及违法
的选举和任免。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地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的提名，任免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常务委员会派出机构的负责人
。

　　常务委员会依法撤销由它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可以接受由它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辞职。

　　第十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接受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个别人员的辞职。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选举工作。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接受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案和
其他议案。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厅、局
、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以及关于本省行政区域划分
和变动的报告。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批准对省人大代表的逮捕、刑事审判；批准对
省人大代表中现行犯的拘留；批准对省人大代表采取的法律规定的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章名】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由主任主
持，或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案和其他议案。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在会议召开一周前，将开会日
期和会议议程草案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用前款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根据会议议题进行调查、视察。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按时出
席会议，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时，须办理请假和批准手续。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的情况，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公布。

　　第二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的质询
案。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对省
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提出询问，被询问的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回答询
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可以对各方
面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部门应在三个月内将办理情况书面
答复提意见者，同时抄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
，不受法律追究。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省人民政府及所属有关工作部
门的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常务委员会副秘
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顾问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可以邀请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常务委员会派出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
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设立旁听席，可以邀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专院
校和其他单位派人到会旁听。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任免案和其他议
案，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章名】 第四章 主任和主任会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
工作。副主任受主任的委托，可以代行主任的部分职权。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处
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制定本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三）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任免案和其他
议案；

　　（四）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质询案的答复形式；

　　（五）检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

　　（六）审查被认为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或决定、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的决议或决定相抵触的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规章，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办法、决定，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决议或决定；

　　（七）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工作汇报；

　　（八）听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派出机构的工作汇报；

　　（九）决定办公厅、工作委员会下属机构设置等重要事项；

　　（十）决定工作委员会顾问的聘请；

　　（十一）决定组织代表视察、代表评议；

　　（十二）研究处理重大的信访案件；

　　（十三）研究有关办事机构起草的解释地方性法规的文件；

　　（十四）研究法制宣传工作；

　　（十五）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二条 在常务委员会不能及时召开会议时，主任会议批准对省
人大代表中现行犯的逮捕，并提请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确认。

　　第三十三条 主任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二次。

　　出席主任会议的成员未过半数时，可以召开主任办公会议。

　　主任会议或主任办公会议由主任或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主任会议或主任办公会议根据会议内容，确定列席人员。

　　【章名】 第五章 秘书长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人。

　　秘书长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和主任会议、主任办公会
议交办的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三十五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会议，秘书长会议一般每
周召开一次，由秘书长或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主持。根据需要，可邀请
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参加会议。

　　【章名】 第六章 办公厅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办公厅是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
构，在秘书长领导下工作。

　　办公厅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

　　办公厅下设必要的处室。

　　第三十七条 办公厅的主要职责是：

　　（一）承办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工作，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
会议、主任办公会议、秘书长会议和本机关的重要会议的会务、资料工作
；

　　（二）负责检查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主任办公会议、秘书长
会议以及机关重要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

　　（三）受理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四）处理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建议和意
见；

　　（五）负责汇总全省人大系统开展代表评议工作的情况及经验总结；

　　（六）处理机关文书、公务和行政事务；

　　（七）承办常务委员会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八）承办外事活动的有关事项；

　　（九）承办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办公厅应定期向主任会议汇报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来
信来访工作。重大的来信、来访案件，及时送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审阅
处理。

　　【章名】 第七章 工作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法制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和需要设立的其他
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是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领
导下工作。

　　第四十条 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

　　工作委员会下设必要的处室。

　　第四十一条 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查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务委
员会审议的议案和地方性法规案，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二）审查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的规定、办法、决定以及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的决议或决定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向
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三）对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和重要案件，进行调查研
究，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和建议；

　　（四）起草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和地方
性法规；

　　（五）组织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

　　（六）检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七）检查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
的执行情况；

　　（八）处理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和意见；

　　（九）审查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
规，并提出审查报告；

　　（十）承办人大代表评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以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的具体工作；

　　（十一）根据工作需要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参加省人民政府及
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

　　（十二）负责法制宣传工作；

　　（十三）办理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主任会议交付的其他事项；

　　（十四）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还承办省人民代表大会会前计划预算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五）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还承办与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的
联系事宜、人事任免、代表视察以及换届选举工作；

　　（十六）法制工作委员会还承办拟订地方立法规划、计划，组织清理
地方性法规，起草解释地方性法规文件，答复关于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询
问以及汇编地方性法规。

　　第四十二条 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承担
地方立法中各自的任务。

　　【章名】 第八章 派出机构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在各地区的派出机构，承办下列事项：

　　（一）检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二）检查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
的执行情况；

　　（三）对地区行政公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监督的
具体工作；

　　（四）联系驻本地区的省人大代表，协助组织代表视察和调查，为代
表执行职务服务；

　　（五）指导本行政区县（市）、乡（镇）换届选举的具体工作；

　　（六）根据工作需要，听取地区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参加地区行政
公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分院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

　　（七）组织讨论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并提出修改
意见；

　　（八）其他事项。

　　【章名】 第九章 联系、视察和调查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同省人大代表的联系，
接受代表的监督。加强与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组织县
、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经验的交流。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围绕改革开放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稳定、廉政建设等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
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视察。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视察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
的建议，属于所在地职权范围的，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人民
政府研究处理，需由省有关单位解决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根据主任
会议的决定处理。

　　【章名】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山西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执行中的两个问题以及对第七条修改的
决定》同时废止。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摘要：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的保障。建立在各自伦理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均运行良好，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对当前信用危机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现实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伦理的传统性之间的脱节与摩擦。针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信用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市场主体、经济中介和政府等三个方面重构信用安全体制，弥和传统与现实的差距。
关键词：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宗”的舶来品，在我国的传统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迹的。黄宗智先生认为，这对概念被引进于中国时，已经预先根据西方的经验假定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我国所不曾有过的。但是当前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却正是西方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目标，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痛苦的“裂变”，以形成法治成长的现实基础。⑴这个裂变的过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社会的转型。
我国传统上形成的国家、社会紧密结合的一元制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⑵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中国特殊的“礼”，而非“法”。这样一种礼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⑶她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其巨大的影响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识之中。川岛武宜曾经说过，“如果在近代的经济及其法所存在的社会里，有与其历史性格不相同的伦理存在，那么，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就只能是障碍。”⑷这段话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社会里，信用缺失成为一个上下瞩目的严重问题。⑸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还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即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三纲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会对人信用的常态要求，信用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实际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个是以礼为核心、以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伦理性的熟人社会；另一个是传统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伦理性的组织，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直接承载者和监督者。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受到其所属地方社会的严厉舆论谴责，这种谴责对其所属家族声誉的负面影响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重视伦常的熟人社会，这种负面影响将极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愤怒，从而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人进行惩戒。这种惩戒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物质上，对个人而言都是严厉的。而作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有关三纲五常教育的个人，非常明白违背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个人对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对两种利益权衡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种不利益的存在，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为特殊的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⑹这种社会里没有群、己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围则可大可小。人们注重个人“关系”（具体的）、讲究“人情”。⑺这种对“关系”与“人情”的深厚依赖，导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中人，其共同特点是为交易双方所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人本是交易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⑻这种制度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同陌生人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面子”、“人情关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结合，使得传统的信用体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我们的这种信任，并非出自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因为对熟人社会中那套行为规则的熟悉，对作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说辞和技巧，一半则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过来，中人的‘面子’对于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⑼所以在我们传统社会中，中人和双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达成外，还具有担保双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场合，中人将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而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⑽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本身无法产生商品经济中平等人格主体这样一种伦理结果。
与此不同，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⑾这种伦理与这种经济及在此经济上衍生出来的解决矛盾、平衡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紧密相联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普适的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机制，在其自身基础上运转时就有其自恰性。因此，当中国经历各种近代革命，经济进入市场化，人口开始频繁流动，社会变迁加速时，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多年形成的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对社会秩序维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现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废弃，家族功能急剧萎缩，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渐衰退。当这些传统信用制度良好运转的保障机制解体后，我们的社会交往出现问题了。因为传统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跟随着上述机制的解体而马上发生有利于新经济伦理建立的改变。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的存在，结果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⑿这种利己主义的普遍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赖帐现象的扩散，⒀司法中的执行难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转型社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断加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反观我国则极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双方对对方的不信任感没有西方体现的那么强烈。交易是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动下过多的非理性行为代替了警觉与冷静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预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无法得到发展。更何况只要中人还在，许多问题就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心态上有一种懒散性和依赖性。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合同条款的粗糙化以及问题产生后的惊慌失措，结果往往是感性的将责任归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诚信，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将市场主体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金融机构上，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经济中的“中人”，通过这种移转来确保主体对市场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风险，提高整个市场的信任度，从而推动主体积极的市场行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拼搏做大的，而是过去行政行为的产物。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方式过于行政化、主观化，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整个市场的信用提升服务，因此对金融机构的重整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退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运作与思维方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确保其行为上的客观性、自主性与营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载其他广大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时，上述的信任转移才是可行的，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第二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学会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即要学会主动地去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制定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以“性本恶”为思考前提进行市场交往。不要自我麻痹，总是期待对方会有良好的信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也是漫长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现实面前，这一转变事关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职责。传统由家族和舆论承担的部分责任，在转型时期失效后，政府应及时补位，以防止经济“承重墙”的倒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完备的全国统一的信用缺失备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强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门对在管理活动中发现的、处理的，商业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取的以及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法院等在解决纠纷中发现的、处理的各类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场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及时备案，并跟踪监督，同时将相关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则既可以督促被监督主体遵守信用，又可以对其他主体提供预警信息，从而有利于整个市场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对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及时彻底地进行强制“封市”，即冻结其帐户，吊销执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场隐患，净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