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渝办发〔2008〕14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八年一月十七日
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保证安全事故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和《财政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5〕918号）、《财政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369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安监总局令第15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下简称风险抵押金），是指企业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存储标准，将本企业资金统一专户存储，用于本企业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设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爆竹行业或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企业（包括二级法人）。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爆竹行业和领域的企业，以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为缴存风险抵押金单位。
第四条 我市各级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爆竹等行业或领域的专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机构、区县（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财政部门负责协助督促企业按规定缴存风险抵押金。
风险抵押金由市安监局、市财政局负责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财政局、市安监局通过确定风险抵押金存储代理银行，企业在指定的代理银行开设专户并存储风险抵押金，同时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章 风险抵押金的存储
第六条 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按以下标准核定：
（一）煤矿企业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按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等级核定：
1．3万吨（含3万吨）以下存储60万元；
2．3万吨以上至9万吨（含9万吨）存储150万元；
3．9万吨以上至15万吨（含15万吨）存储250万元；
4．15万吨以上，以2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10万吨增加50万元。
单个煤矿风险抵押金累计达到600万元时不再增加存储。
（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按企业规模核定：
1．小型企业存储金额为30万元；
2．中型企业存储金额为105万元；
3．大型企业存储金额为160万元；
4．特大型企业存储金额为210万元。
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国统字〔2003〕17号）规定执行。
第七条 市安监局和市财政局负责核定中央在渝企业、市属企业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各区县（自治县）安监局和财政局负责核定本行政区域内其他企业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
第八条 风险抵押金核定和存储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由企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供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有效证明。
（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按照第六条的标准核定其风险抵押金存储金额，出具《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核定通知书》。核定通知书送达后1个月内，由企业到代理银行办理风险抵押金一次性存储手续。
（三）代理银行办理完存储手续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风险抵押金存储企业名称、开户银行名称、专户账号、存储金额等情况及时反馈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
第九条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并动用风险抵押金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应当重新核定企业风险抵押金数额，并出具《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核定通知书》及时告知企业，由企业在恢复正常生产1个月内，到代理银行办理补存手续。
第十条 风险抵押金的所有权和利息收益归企业所有。
企业不得因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人、停产整顿等情况迟（缓）存、少存或不存风险抵押金，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职工摊派风险抵押金。
第十一条 本市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和交通运输的外地企业，在企业注册地已按规定缴存风险抵押金并能出示有效证明的，一年以内不再另外存储风险抵押金；一年以上的应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足额缴存风险抵押金。
第三章 风险抵押金的使用
第十二条 企业风险抵押金使用范围为：
（一）为处理本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而直接发生的抢险、救灾等费用支出；
（二）为处理本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伤亡赔偿、抚恤、救治、事故调查、鉴定等善后事宜而直接发生的费用支出。
第十三条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产生的抢险、救灾及善后处理费用，全部由企业负担，原则上应由企业先行支付。确需动用风险抵押金专户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由发生事故的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专户支付申请表》，经现场救援、事故调查主要负责人签字，报市安监局和市财政局批准后，出具《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支付通知书》；
（二）由代理银行按照《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支付通知书》批准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方式支付资金。
第十四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风险抵押金部分或者全部转作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资金：
（一）企业负责人在生产安全事故后逃逸的；
（二）企业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在规定时间内未主动承担责任，支付抢险、救灾及善后处理费用的。
第十五条 代理银行应建立应急工作机制，在接到支付通知书后24小时内，将资金直接划转到指定账户并保证现金支取，确保风险抵押金及时支付。
第四章 风险抵押金的管理
第十六条 企业持续生产经营期间，当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没有动用风险抵押金的，风险抵押金自然结转，下年不再增加存储。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如发生较大变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应当于下年度3月底前重新核定风险抵押金存储数额，并通知企业到代理银行补存（退还）风险抵押金。
第十七条 企业依法关闭、破产或者转入其他行业的，应由有关部门出具书面证明，由企业填写《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专户支付申请表》，并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支配其风险抵押金专户结存资金，代理银行应办理有关手续。
企业实施产权转让或者公司制改建的，其存储的风险抵押金仍按照本实施办法管理和使用。
第十八条 建立风险抵押金储存、使用、管理情况通报制度。
（一）代理银行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将上季度风险抵押金存储情况汇总反馈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年度终了后1个月内将上年度风险抵押金存储、使用和管理等情况书面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
（二）区县（自治县）安监局及财政局应于每年度终了后1个月内将上年度风险抵押金存储、使用、管理等情况书面报送市安监局和市财政局。
第十九条 企业超期15天未存储或未足额存储风险抵押金的，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并可以对企业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投资人处0.5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超期30天未按规定缴存风险抵押金的，责令企业停产停业整顿。
第二十条 风险抵押金实际支出适用的税务处理办法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执行。具体会计核算问题，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处理。
第二十一条 风险抵押金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截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挪用风险抵押金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各区县（自治县）已收取的风险抵押金按本办法规定进行收缴、存储、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安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人事部关于“文革”前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的本科生学习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
人事部关于“文革”前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的本科生学习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人事部
经请示国务院同意，现对“文革”前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的本科生学习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通知如下：
一、“文革”前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的本科生，所学专业与国内专业相比较，凡学习时间（包括在俄语预备部和国内高校学习及实习、锻炼的时间）长于国内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习时间均计算工龄（不计算工龄的学习时间最低不得少于四年）。
二、改变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后，在享受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时，开始计算工龄的时间视为参加工作的时间。改变工龄计算时间均从文件下达之日起执行，改变工龄之前的与工龄和参加工作时间有关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不予追补。
三、改变工龄计算时间的工作，地方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审定；中央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由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审定。
1992年6月16日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