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 民政部


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 民政部 司法部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领馆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若干规定

1983年11月28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近年来，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办理结婚和离婚登记的案件日益增多。受理这类案件时，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并照顾到他们居住在国外的实际情况，加以妥善处理。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华侨结婚：
1．为了方便华侨在居住国结婚，我们鼓励华侨按居住国的法律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或举行结婚仪式。如当地有关当局为此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的意见，可按以下原则处理：
（1）如该婚姻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我可应其要求用口头表示或书面证明：
“×××与×××申请结婚，其婚姻的缔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
（2）如该婚姻除年龄和禁止近亲通婚的规定外，其他均符合我婚姻法的规定，我也可应其要求，根据情况用口头表示或书面证明：
“鉴于×××与×××已在××国定居，如××国有关当局依照当地法律准许他们结婚，我们不表示异议”。
（3）目前有些使领馆应驻在国有关当局的要求，为合乎本条（1）、（2）情况的婚姻出具的证明，虽同上述两种证明的措词不一致，但如它符合我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并已为驻在国有关当局所接受者，可将所出具证明的格式和案例报外交部领事司转民政部民政司备案后，仍按过去惯用格式办理。
（4）如该婚姻违反我婚姻法关于禁止干涉婚姻自由和禁止重婚的规定，我既不能承认该婚姻为有效，也不能为其出具任何证明。
（5）华侨与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申请结婚登记，我使领馆不受理。如当地有关当局要求我使领馆出具证明时，我可根据情况用口头表示或书面证明：
“中国籍人×××与××国籍人×××申请结婚，我们不表示异议”。
2．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结婚申请，我使领馆不宜受理：
（1）驻在国法律不承认外国使领馆办理的结婚登记为有效；
（2）不符合我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
3．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均是华侨，且符合我婚姻法的规定者，如驻在国法律允许，双方又坚持要我使领馆为其办理结婚登记的，我使领馆可为其办理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书。如驻在国有关当局要求，我也可为该证书出具译文，并证明其与原本相符。
（二）华侨离婚：
1．鉴于离婚案件比较复杂，我驻外使领馆原则上不受理华侨申请离婚的案件。
2．夫妻一方居住在国外，另一方居住在国内，如双方自愿要求离婚，对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和处理财产等均无争议的，可按我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国内一方户籍所在地或居所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如一方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或双方对离婚有争议，不论哪一方提起诉讼，均应向国内一方户籍所在地或居所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如居住在国外的一方已向居住国法院起诉，居住在国内一方可根据情况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对此，我驻外使领馆应给予必要的协助。
3．夫妻双方均是居住在国外的华侨，他们要求离婚，原则上应向居所地有关机关申请办理离婚手续。
如他们原先是在国内办理结婚登记的，现因某种原因，居所地有关机关不受理时，双方可以回国向原结婚登记机关或结婚登记地人民法院申办离婚。如双方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时，当事人可办理受权委托书，委托国内亲友或律师为代理人代为办理，并向国内原结婚登记机关或结婚登记地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由该登记机关办理或人民法院审理。委托书和意见书均须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上述委托书和意见书也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如他们原在我驻外使领馆登记结婚的，申请离婚时，双方无争议的，可向原经办结婚登记的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离婚手续；双方有争议的，则应向出国前最后户籍所在地或居所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如已迁居其他国家仍按以上规定办理，但有关法律文书需经居住国公证机关公证，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已回国定居，其离婚申请则向户籍所在地或居所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
如他们原是在外国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举行结婚仪式的，他们的离婚案件国内不受理。如他们已回国定居而要求离婚，应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
4．居住在国外的华侨与其配偶（包括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经居住国法院判决离婚的，如当事人双方对判决无异议，我可不干预。如该判决不违反我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当事人双方对该判决又无异议，我也可承认它对双方当事人在法律上均有拘束力。如该判决书要在我国内执行，应根据我国民诉法二百零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5．夫妻双方现均系外籍华人，或一方系华侨另一方现系外籍华人，要求离婚，应向居住国有关机关申请办理离婚手续。我驻外使领馆一般不予受理。如他们原先是在中国或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的，现因某种原因，居住国有关机关不受理时，我驻外使领馆可参照处理华侨离婚案件的规定精神予以受理。
6．华侨因离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不应有的损失时，使领馆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应视具体情况，予以关心并采取适当措施。
（三）凡本规定未涉及的较复杂的婚姻案件仍请逐案报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外交部审批处理。
（四）办理华侨离婚登记的收费额，可参照1981年5月18日外交部和国务院侨办签发的〔81〕部领二字第222号《关于办理华侨结婚登记收费事》的指示收取。
本规定仅供内部掌握使用。


执行拍卖无效法律效果探讨
黄奕新
一、案情
申请执行人省闽福海公司。
被执行人章海德，男，1974年7月25日生，汉族，闽福海公司承包人。原服刑于省和政监狱。
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与被执行人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纠纷一案，安福市法院于2000年3月29日作出（1999）经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章海德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闽福海公司承包金973147.38元，并支付从1999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执行，安福市法院于同日立案。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被执行人章海德所有房屋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根据2000年度安福市法院《办案分工协作制度》的规定，并报经院领导审批，本案在执行立案后由原审理庭室经济庭负责执行。
2000年9月21日，安福市法院向被执行人章海德发出执行通知书。因被执行人章海德系服刑人员，安福市法院依法委托省和政监狱转交执行通知书。省和政监狱于2000年9月26日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随后，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信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所有的该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值232660元。2000年10月8日，安福市法院委托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拍卖，拍卖保留底价为233000元。2000年10月16日在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公开拍卖会上，林美云以保留底价233000元竞得该拍卖标的房屋(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之后，被执行人章海德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法院在其没有收到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即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违反了法定程序。安福市法院在与省和政监狱核实后得知被执行人已于2000年8月初保外就医，并不在狱中服刑。省和政监狱在收到安福市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委托送达函后未尽到民诉法第82条规定的“受送达人是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或者劳动改造单位转交”的义务，并提出无法转交系因为被执行人章海德及其担保人联系不上等理由。鉴于此，承办人立即向安福市法院领导汇报了该案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于2001年5月9日将相关问题提交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安福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四点意见：1、裁定撤消安福市法院执行通知书、委托拍卖函；2、重新启动执行程序；3、建议拍卖行与买受人协调赔偿与退款事宜；4、向安福市人大书面反馈本案执行情况。当日，安福市法院作出（2000）执字第260号执行通知书、（2000）执字第50号委托拍卖函，并重新启动本案执行程序。在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于2001年9月16日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的请求。
　　2001年，德宁市中院具函安福市法院，要求其恢复本案原执行程序并将拍卖成交的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林美云。2001年10月23日，安福市法院函请德宁市中院复议，并详细陈述了安福市法院重新启动执行程序的理由。随后，德宁市中院将本案执行情况向省高院请示，2003年1月22日，省高院作出（2002）法执监字第013号复函，提出三点意见：1、安福市法院委托拍卖被执行人房屋的行为是无效行为，对委托造成的法律后果负有责任；2、因委托人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买受人林美云有权要求委托人承当责任；3、申请人以被执行人已还清债务为由向安福市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申请，应予支持。安福市法院在收到省高院复函后，于2003年7月14日分别作出（2000）执字637-2号、（2000）执字637-3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被执行人房屋的查封措施并终结本案的执行程序。与此同时，安福市法院积极与买受人林美云联系有关退还拍卖款事宜。但买受人林美云一直不同意退款，仅在2003年11月25日以借条形式向德宁市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拍卖款20万元，余下33000元拒不领回。
　　二、评析
　　（一）本案执行程序存在哪些重大违法？
　　闽福海公司于2000年8月31日申请对章海德执行（2000）经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安福市法院立案后于2000年9月21日委托和政监狱向被执行人章海德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政监狱于同月26日签收后，因章海德已保外就医而没有立即送达，该执行通知书是章海德侄儿章平瑞代为签收，其注明的签收日期为2000年11月2日。2000年9月26日，安福市法院直接将诉讼保全的被执行人的房屋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前应当将执行通知书送达给被执行人。安福市法院将章海德的房屋交付拍卖直至拍卖成交时，还没有将执行通知书送达被执行人章海德。虽然强制执行法学界和司法界对采取执行强制措施前先发执行通知的做法，多有针砭，但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未做变更前，这仍属强制性规范，法院必须执行，否则即构成重大程序违法。
　　其次，该案执行名义是金钱给付判决，而非物之确认或交付判决，虽然争议房屋事先已被诉讼保全，但保全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拍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被执行人经通知拒不自动履行法院判决后，作出拍卖的裁定，后委托拍卖。本案执行人员未经裁定，径行委托，并进而实施，导致拍卖行为没有执行名义基础，亦属重大违法。
　　可以推定的是，法院的执行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因为被执行人虽然负有履行判决的义务，但其仍享有自动履行的选择权，在未经合法通知，且未经裁定的情况下，实际上剥夺了他这种选择权，并进而侵犯了对房屋的合法所有权。本案被执行人的家属为防止房屋被拍卖，主动替代履行债务，也证明了这种选择权存在的价值性。这看视执行人员程序上的疏忽，却构成了对宪法所宣告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违犯。同时，程序正当，是现代各国宪法通常应有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没有将其入宪)。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大幸反之，如果法院不以程序违法为是，社会每个成员都将有遭受不法侵犯之虞。
　　（二）本案安福市法院撤回拍卖委托是否合法？
　　笔者认为，本案安福市法院是在拍卖成交后、标的物未交付前撤销委托拍卖函，撤回拍卖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该条款肯定了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但对于拍卖开始后委托人是否可以撤回拍卖委托并不十分明确。如前所述，安福市法院因执行程序重大违法，其不具有直接对章海德的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权力)。参照《拍卖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拍卖标的所有权、处分权有争议的，当事人可对已成交的拍卖表示反对。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始终是在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公权力，而非在履行民事权利义务，当它发现自己的执行程序存在问题时，应当允许其自行纠正，依照法定程序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因此，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基于利害关系人依法提请可以撤回拍卖委托。
　　（三）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应如何维护？
　　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固然是市场经济追求的价值之一。但法律价值诸多，如上所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财产权、程序正当的原则，无疑具有更大、更根本的价值。笔者认为，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秩序是一项社会工程，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拍卖行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操作，彰显拍卖行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不断提高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度和法制意识。拍卖市场交易规则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拍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这些规定的遵照执行保障了正常的拍卖市场交易秩序。违反这些规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侵害的，侵害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维护拍卖市场交易规则程序的要求。
　　（四）买受人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是否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林美云在本案中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错误观点的误导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在本案中，林美云咨询的律师曾数次提到林美云是善意取得，应当予以保护。但该律师忽视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目前学界和司法界能说仅限于动产，房屋等不动产适用登记注册制度，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况且本案房屋并未进行产权过户，并未实际占有取得。本案中，章海德作为被执行人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向安福市法院撤回执行申请，并且章海德又在被拍卖房屋上加盖了两层。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如果恢复原执行程序，将拍卖标的即房屋移交给买受人林美云，将引起更大争议，也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牵涉面更广。买受人林美云在本案的竞买行为合法，但由于委托人安福市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导致其不具有处分拍卖标的物的权利，造成拍卖标的物给付不能。
　　（五）本案对林美云是国家赔偿？还是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对林美云应当是国家赔偿而非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安福市法院虽然与拍卖公司订有《委托拍卖合同》，但我们应透过“合同”这一现象来准确界定安福市法院行为的性质。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是在行使国家赋予的强制执行权，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拍卖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行使这种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安福市法院的行为都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正如行政合同已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一样，安福市法院在本案中委托拍卖章海德房屋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普通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司法行为。法院在发现自己行使强制执行权错误时，应当允许法院自行纠正。如果这种执行错误还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被侵害人可以提起国家赔偿获得救济。
　　（六）本案最佳解决方案应当怎样？
　　笔者认为，本案被执行人章海德已与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闽福海公司已撤回执行申请，执行案件法院已结案，并且章海德在被拍卖房屋上还加盖了两层。因此，林美云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不现实，法律依据也并不充足。但林美云确因拍卖行为交纳了拍卖款，故林美云可尽快到德宁华大拍卖有限公司领回余款，对于遭受的损失，本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可以由安福法院与其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如实在无法达成，可依照国家赔偿程序获得救济。
　　三、深思
　　林丽云争议虽然至今未能最终化解，在办理执行案件方面的教训，却值得深思。
　　一是不要让法院成为“麻烦制造者”。法院作为定分止争的公权力机关，从根本上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权益，千万不能因履行职能错误反而增加社会矛盾，损害公民权益。
　　二是要坚持审执分立。安福市法院在执行闽福海公司申请执行章海德承包合同偿还承包金一案中，鉴于该案在诉讼阶段对章海德的房屋已采取保全措施，根据该院当时《办案分工协作制度》，执行立案后仍由原诉讼案件主审人员执行。这固然是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但由于诉讼法官对执行程序不熟悉，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争议的隐患。
　　三是执行案件尤其要强调程序合法。该案执行人员在发出执行通知书的同时(即尚未确定已送达成功)，即制作委托拍卖函，而且由于原判决只是金钱给付，其效力并不当然及于被执行人的房屋(尽管已被保全)，委托拍卖前未经依法裁定，致使该执行程序根本违法。
　　四是基层法院未能及时化解自身产生的矛盾。安福市法院发现原执行程序错误后，未能及时就赔偿事宜与林美云达成协议，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
　　五是尽快制定物权法、强制执行法，解决善意取得、拍卖无效及执行开启程序等法律问题。本案申诉人林美云始终坚持要求取得房屋，与她咨询的律师有关善意取得的观点不无关系，这也是本案矛盾长达数年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德宁中院也曾有过类似的意见，本案省高院虽然作出并维持了林美云不能取得的批复，但这一问题有待于物权法的盖棺定论。其次，现行有关的强制执行的规定，未能明确拍卖无效的要件及其法律效果问题。第三，关于执行开启程序即执行通知问题，法学界和司法界多有批评意见，认为应当取消或作为例外适用，但这一问题仍有等将来强制执行法出台或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解决。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书字号稍作技术处理。